1951年国民党女特务王化琴，被解放军战士押往刑场，就在行刑队准备拉响枪栓时，一个男人大喊：“枪下留人，华东军区急电！” 枪口抬起的那一刻，刑场上风声都像停住了。王化琴被粗绳反绑站在前排，周围有人咬牙低骂，有人只是紧紧攥着衣角不敢抬头。 就在指挥官手臂即将挥下时，远处突然传来急促马蹄声，一名骑手举着盖着鲜红印章的公文冲进人群，喊叫声在冷空气里炸开，行刑被硬生生拦住。 关于王化琴的身世，在不同记载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有说她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安徽滁州农家，自小只在乡间私塾念过几年书，也有材料写她出身四川大地主和军需官家庭，从小就被送进名校，又远赴日本名校留学。 无论哪种说法，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识字早，学得快，尤其在外语上天赋惊人，日语英语信手拈来，这也为她后来被军统选中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她跟着难民流亡或留滞西安，又为了生计与前程辗转重庆，进入国民党“战干团”或直接被军统局看中，从此陷入情报和密码的世界。 精通多国语言的她，很快在军统内部站稳脚跟，参与译电、破译日方密码，甚至在前线部队做政治教官，也在自贡成都等地主持邮电检查，成了让许多进步刊物和书信难以通过的那道关口。 正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她再次遇见了童年旧识康乃尔。对外他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走上地下工作的道路，一九三七年前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回四川从事组织工作。 一个是军统上尉，一个是地下党员，两人重新走到一起，本身就充满了危险。康乃尔向她讲起另一种理想和信念，她则从近距离目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消极抗战与内部倾轧，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 一九四〇年前后，军统下令全力缉拿策动成都抢米行动的幕后人物，康乃尔的名字赫然在列。王化琴拿到名单的那一刻，等于同时看到了对方的死刑判决书。 她先是利用职务之便，让部分情报出现偏差，把追捕方向引向错误的地点，又刻意拖延上报时间，为对方赢得宝贵的转移空当。另一种回忆则记下了更紧张的一幕，她咬破舌尖装病吐血，趁送医之机摆脱监视，赶到茶馆拍着康乃尔的肩装作闲聊，用只言片语示意他立刻离开。 无论哪一种细节，更可靠的共同点是，军统的围捕行动一再扑空，地下党员成功脱险，而她却因此落入军统审讯室，被关押了数月。 抗战胜利后，她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从军统系统抽身，改在泸州或宝轮一带的女子中学教书，和校长成家，开始在讲台上度日。 看似回到了平静轨道，历史却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曾在军统任职的记录被翻出来，她被昭化或滁县公安逮捕，站到了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在漫长的审讯里，她详细交代军统经历，也一遍遍提起当年营救地下党员的事，但在当时那种对军统特务深恶痛绝的氛围下，她的辩解显得苍白。最终法院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她死刑，押往郊外刑场准备执行。 扭转命运的，是那封从远方赶来的急电。被她救出虎口的康乃尔，此时已在地方政府或军区担任重要职务。 得知她即将被枪决后，他紧急向上级写报告，陈述她在军统内部多次制造“错误情报”以及亲自冒险通风报信的经过，并附上当年知情学生的联名证明、军统重庆站行动失败记录，甚至军统在成都据点被破坏的相关材料。 电报层层上报，西南地区主管机关随即派人复查，确认她确实在危急时刻救过共产党人，也确实让军统的多次抓捕落了空。 于是就有了刑场上那一幕，行刑被叫停，她被押回牢房，案件重审。重审结果在不同材料中记载略有差别，有说她从死刑改判十年，有说改为三年并提前获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从刀口下活了回来。 出狱以后，她并没有借机为自己争什么名分，而是去了更偏僻的乡村，带扫盲班、跑山村，说服家长把孩子送进教室，用当年练就的语言功底教起英语，用微薄的工资给孩子们买本子和课本。 后来她又在宝轮中学教书，工资只有几十元，却将自己积攒一生的三千八百元拿出来，在镇上办起一间小小图书室，让山里的孩子有地方看书。 直到八十年代，四川省高级法院重新复查她的旧案，正式撤销原判，为她恢复名誉。那时她已经病重不久于人世，一九八五年春悄然离开，葬在宝轮镇的山坡上，墓前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