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的刘琦把红皮笔记本里的返城申请揉成一团，塞进灶膛时，火苗舔着纸页的声音，像极了她心里那点念想熄灭的动静。 那天她答应了刘三海的求婚，村里人都说她认命了，只有她知道，是实在没别的路可走。 1965年下乡时，刘琦还是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城里姑娘，以为扛锄头和读课本一样，肯下功夫就能行。 结果到了红柳圪旦村，第一顿水煮白菜没油星，窝窝头剌得嗓子疼，她蹲在灶台边哭，眼泪砸在冰冷的锅沿上，比村里的井水还凉。 那会儿她总给家里写信，说想回去，可信寄出去，等来的只有“响应号召”的回信。 返城政策下来那年，刘琦几乎是跑着去公社递申请的。 她是独生女，按政策该优先，可干部翻着档案说“你家条件好，再等等”。 这一等，就等到了年龄过线，等到同批知青走得只剩她一个。 刘三海就是那时候天天往她知青点送粮送柴的，他说“跟我过，保你不受饿”。 刘琦看着他黝黑的脸，本来想再等等政策松动，后来发现，在村里，女人过了三十没个家，比冬天没烧的还难捱。 婚后头两年还算平静，直到两个女儿接连出生，刘三海的脸就没舒展过。 他开始喝完酒就骂，说她“生不出带把的”，后来干脆把兄弟家的儿子过继来，好吃的紧着那孩子，刘琦和女儿们只能分点剩菜。 她白天在地里挣工分，晚上回家还要给一大家子洗衣做饭，手上的茧子比村里老妇的还厚。 有次女儿发烧，她想拿点钱去买药，刘三海把钱匣子锁了，说“丫头片子哪那么金贵”。 1988年农场招代课老师，刘琦瞒着刘三海报了名。 她教孩子们写“北京”两个字时，粉笔灰落在手背上，暖烘烘的，像又摸到了当年的课本。 学生们喜欢她，校长说她“讲课有股子灵气”，转正那天，她买了块花布想给女儿做新衣服，回家却看见刘三海在村口跟人瞎咧咧，说她“在学校勾三搭四”。 那天晚上，她把花布收进箱底，再没拿出来过。 1995年除夕前一天，刘琦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刘三海承包的地荒了大半，年根底下没钱买年货，喝了酒回来就掀桌子。 她缩在炕角，听着他骂骂咧咧，突然想起当老师那会儿，有个小女孩送她一朵冻蔫的野花，说“刘老师你笑起来最好看”。 可现在，她连笑都忘了怎么笑。 后半夜，刘三海的拳头落在她背上时，她没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天快亮时，灶台上的农药瓶空了。 刘琦箱底那块没做成衣服的花布，后来被大女儿收着，叠得整整齐齐。 那布料上印着小小的向日葵，像极了她当年在课堂上画给孩子们的图案。 一个女人的一辈子，从城里姑娘到乡村教师，从母亲到受虐者，最后停在除夕前的寒夜里。 她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被时代推着走的无奈，和在婚姻围城里，连一朵野花的温暖都留不住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