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感叹说： “人没有必要活的太长寿，60岁就走，有点年轻；70岁走，有点早；80岁去世，觉得正好。” 季羡林在九十岁前后多次表达对寿命长短的看法，认为活到很高年龄并不总是值得庆祝的事。年纪增大后，他观察到许多同辈学者身体机能逐步衰退，行动变得缓慢，需要他人协助完成简单事务。年轻时期在德国留学时，他每天在图书馆花费数小时研读古文资料，抄写梵文典籍。那时体力充沛，能连续工作多日，完成论文草稿。 随着年龄增长，八十岁以后，身体出现多种问题，如肠胃不适反复出现，导致进食困难，需要调整饮食结构。腿部力量减弱，走路时必须使用拐杖支撑。日常生活中，阅读书籍时眼睛视力模糊，需借助放大镜查看文字，书写笔记时手部颤抖。住院治疗期间，医院记录显示他多次因肺炎住院，吸氧设备成为日常必需。 他看到一些老友在八十岁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比如胡适于1962年去世，陈寅恪在1969年离世，留下未完成的学术手稿。季羡林本人也经历类似变化，九十岁时肠癌发作，进行手术切除部分组织，术后恢复需数月卧床静养，期间依赖护士监测体征。出院后，日常起居仍需助手帮忙整理房间和准备餐食。 长寿让他多见证社会变迁，旧识逐渐减少，新一代学者涌现，但他也亲历身体衰弱带来的不便。六十岁时，他正处于学术高峰期，主持东方语文系工作，指导多名学生完成学位论文，翻译多部印度经典。如果那时离世，会留下许多项目中断。七十岁前后，他完成《罗摩衍那》全译本，出版多本文化交流论著，精力尚可支撑国际学术会议参与。如果那时结束生命，也会错过后续贡献。 八十岁成为他眼中合适的时间点，那时体力明显下滑，行走距离受限。夜间睡眠中断频繁，醒来后难以入睡。长寿需以健康为基础，如果疾病带来持续不适，如关节疼痛或呼吸困难，维持生活需依赖医疗器械，那时多活几年反而增加负担。他强调，寿命应视具体状况而定，无痛楚且能自理时才算幸运，否则卧床不起，靠管子进食，身边人轮流照料，会消耗家庭资源。 在散文集中，他描述老年阶段的孤单感，老伴已于1993年去世，儿女各自从事工作，无法每天陪伴。探访时，他们带来水果和报纸，他与他们交谈学术话题，叮嘱注重研究而非琐碎事宜。长寿让他多见人间离合，朋友圈缩小，通信减少，书信往来转为电话联系，但通话时间缩短。 他提倡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不刻意追求延年益寿，而是按习惯度日。饮食上不挑剔，摄入均衡食物，避免过量油腻。活动上不强制锻炼，保持适度阅读和写作。心态上不纠结小事，遇到难题设法处理，困难时努力克服。九十八岁时，他仍口述回忆录，助手记录成稿，内容涵盖留学往事和文化心得。 看到同龄人八十岁后多数因心血管问题或癌症离世，他觉得八十岁已属高寿，能完成主要学术任务。六十岁走太过仓促，七十岁离去也留遗憾，但八十岁前后，身体机能退化加速，生活质量下降，长久坚持反成拖累。长寿的意义在于能否自在生活，避免成为他人负担，也免除自身忍受衰老过程。 季羡林认为长寿之道在于“三不”：不嘀咕、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指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对问题设法解决，对困难努力克服。不锻炼指顺其自然，不强求运动量。不挑食指饮食均衡，什么都吃，保持营养平衡。这种方式让他尽管多病仍活到高龄。 他经历两次癌症，却能保持积极心态，视疾病为自然过程，不过度忧虑。晚年著作中多次提及生死问题，认为东方文化对长寿有独特理解，但不应过度追求。西方人对长生不老缺乏概念，而中国人常求延年益寿，但他主张自然而然，得长寿则得，无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