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三毛 跑到新疆和76岁的 王洛宾 同居。然而，王洛宾竟然说：“可以同居，不可以发生关系！”三毛震怒之下，选择飞回 台湾 ，不久后就自杀而亡了…… 1990年前后，这位写下“万丈迷津”的女作家，在台北的报纸上读到一篇介绍西部歌王的文章，字里行间讲的是一生坎坷却始终守着民歌的老人。那些从小听着长大的旋律，让她忽然有了一个冲动，要亲自去看看这位躲在新疆角落里的创作者。 于是，她从熟悉的海岛出发，带着行李飞向乌鲁木齐。老人一个人住在简单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乐器和厚厚的手稿，她推门而入，不太寒暄，先说这里太冷清，我来帮你收拾。 很快，空荡的屋子多了挂毯和陶罐，多了茶水和笑声，两个人盘腿坐在地毯上，说沙漠里的风沙，也说戈壁滩上的驼铃，一边是讲荷西溺亡的那一瞬，一边是讲妻子病逝时没赶上最后一面。 相似的伤口让他们很快靠近。她坦白自己的孤独与渴望，他则在信里写下比喻，把晚年形容成只能当拐杖用的破伞，既珍惜这份知己之情，又不敢承诺一段平等的爱情。 她从不习惯如此克制的情感表达，在她的想象里，灵魂与灵魂之间应当是全然交付。 同住的日子里，这种差异一点点放大。她习惯随心所欲地进出世界各个角落，他却要顾虑邻居的眼光、记者的镜头。 纪录片摄制组进进出出，连她住的房间都被摄入镜头，她想要的那种“只有两个人”的宁静相处，被现实切得支离破碎。她提出想在乌鲁木齐安顿下来，他含糊其辞，说再看看，用沉默和退缩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她明白，这不是恶意拒绝，而是两个不同生命阶段的自然反应。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在北疆的孤独里自处，不愿轻易打破多年形成的秩序，另一个人则一生追寻热烈的连接，在失去沙漠里的爱人之后，更想抓紧任何可以托付的温暖。 同样是“陪伴”二字，在他那里更像是互相照应的晚年作伴，在她心里却应当是毫无保留的灵魂相拥。 离开那天的情景，后来有许多版本。有人说，她在楼道里抱着他失声痛哭，有人说她只是安静地收拾好箱子搬去宾馆，再登上返程的飞机。 可以确定的是，那趟西北之行，没有让她找到理想中的情感归宿，反而让她感到自己又一次被现实推开一步。 回到台湾，她仍然在讲台和稿纸之间来回穿梭，参与电影创作，《滚滚红尘》在颁奖礼上一再被念到名字，她却与最在意的奖项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开始浮现，有人挑剔作品的真实，有人拿她和荷西的爱情做文章，这些议论和长期的抑郁、失眠缠绕在一起，让那颗本就千疮百孔的心更加疲惫。 1991年1月的一个清晨，她在医院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骨灰撒向大海。噩耗传到乌鲁木齐，老人一遍遍翻看她留下的信，看到那句“我只要你一个”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当初的谨慎和保留，在她那里意味着多深的失望。 他用写歌的方式纪念她，谱出《等待》这样的旋律，像是在对一个再也听不到的人倾诉。 这段相遇并不漫长，却因为双方的身份和经历，被不断书写与回望。一个是在撒哈拉和城市之间漂泊的写作者，一个是在西北风里采集民歌的音乐老人，他们因相似的孤独而靠近，又在年龄、性格、处境的差异间渐行渐远。 对她来说，那可能是最后一次鼓起勇气去追寻的爱情，对他而言，则是一场既温暖又遗憾的风。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在各自的人生节点上，给出了自己能够承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