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回到原来的夫家。第二年，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靠出租妻子来吃饭，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这套逻辑能跑起来，说白了就是两头有需求，把女人彻底当成了能生钱、能生人的商品。 要租老婆的那一方，大多是 40、50 岁的老头，要么是家里有点钱，但正妻生不出儿子，要么是穷得娶不起正经老婆，却又被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想法捆着，觉得没儿子就是断了香火，死后家产会被族人瓜分，连祭祖都没人管。 他们不想花大价钱娶妾，典妻就成了最划算的选择，租个三五年，生完儿子就打发走，既不用承担长久的责任，花费也比娶妾少太多，几担谷子或者几十块大洋就能搞定。 1930 年代的时候，浙南那边，租一个 20 岁左右、看着能生的女人，也就四十块大洋加两石稻谷，要是这个女人会绣花、识几个字，能多给五块大洋，要是已经生过孩子，知道能生儿子，价格直接翻倍。 再看愿意出租老婆的穷人家，也是快活不下去了。民国时期，社会乱得很，战乱不断，再加上天灾，很多穷人没地种、没活干，连吃口饱饭都难。 1934 年冬天，浙江绍兴下了场大雪，封了河道，穷人的活路彻底被冻住了，不少人家连最后一点糙米都吃完了，没办法只能打老婆的主意。 他们心里也清楚，把老婆租出去是丢人的事，但比起一家人饿死，只能硬着头皮干。更让人不齿的是，有些男人彻底懒废了，尝到一次典妻的甜头后，就再也不想干活，专门靠出租老婆过日子，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江浙穷乡僻壤并不少见。 中间还得有个撮合的人，绍兴叫媒婆，宁波那边叫媒证，这些人专门跑穷乡僻壤，帮着要租老婆的人家物色 “好生养” 的女人，还得负责验身，看女人的身段、牙口，确认能生儿子才敢撮合。 他们撮合成一单，就能抽不少好处，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 常常会出现，中介逼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扒开衣服，让五十多岁的老地主验身，老地主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捏着女人的下巴看牙口，从头到脚摸了个遍，女人羞得满脸通红，浑身发抖，却不敢躲一下。 等到交易成了之后，还得写个契约，白纸黑字写清楚典期、典金，还有生了孩子归谁，要是女人中途跑了、或者生不出孩子怎么办，都写得明明白白。 签字画押的时候，有老地主、有女人的丈夫、有中介，还有帮忙写契约的秀才，唯独没有被租的女人，她连在自己的 “卖身契” 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女人被送到典主家，也没有好日子过。她们不能走大门，只能走下人走的侧门，还要经过驱煞、跨火盆这些仪式，被当成晦气的人。 到了家里，还要给典主的正妻磕头行礼，听正妻立规矩，正妻大多很刻薄，会明确告诉她们，生了孩子只能喊自己亲娘，要是敢和原夫家来往，就打死不论。 有的正妻看到典主对典妻好一点，就会吃醋，故意刁难她们，把她们的被褥换成下人的破被褥，让她们吃粗茶淡饭，却干着下人的活，大冬天让她们去河边刷恭桶，被船夫调笑也只能忍气吞声。 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生完孩子后的骨肉分离。女人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孩子，连抱一抱、喂口奶的时间都不多，就会被奶妈抱走，典主家会告诉孩子，典妻只是家里的佣人，不是亲娘。 这种骨肉分离的悲剧，在当时的典妻案例中十分普遍。更残忍的是，有些女人典期满了回到原夫家，第二年又会被丈夫租给另一个人，一辈子就在这种被出租、被分离的痛苦里打转，有的女人因为频繁生育、被虐待，年纪轻轻就没了命。 可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下过命令禁止典妻，可根本没用。 1930 年代，浙江宁绍台三府，典妻成了风气，官府偶尔查一次，也就是罚点钱，过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毕竟太多穷人靠这个活，要是真禁了，好多人得饿死，而且那些要租老婆的人家，大多有点钱和势力，官府也不愿意得罪他们。再加上当时 “传宗接代” 的想法太深，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觉得没儿子不行，这就给典妻陋习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最可怜的，就是那些被典当的女人，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尊严，一辈子被人摆布，生了孩子却不能相认，到最后连自己的归宿都没有。 1950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平等，土地改革让男人有了活路，不再靠出租老婆糊口，妇女扫盲运动让女人们学会了认字，有了自己的想法，这种阴毒的陋习才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