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   从周恩来1972年查出膀胱癌到1976年离世，前后4年里，他做了13次手术，邓颖超始终守在身边，一个人看着最亲密的伴侣被病痛反复折磨，看着各种医疗手段把生命尽力往后拖，却拖不走疼痛，也拖不走结局，这种冲击，不是书本上的伦理讨论能替代的。   她后来之所以一再强调，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抢救，根子就在这里，她不是轻慢生命，恰恰相反，她是太知道生命被过度延长时会变成什么样了。   1982年，邓颖超就立下过相关意思明确的遗嘱，话说得很直：如果到了需要靠抢救维持的时候，不要强行拖延，不要加重医护负担，她连身后事也一并想好了：住过的房子交回去，不搞故居，不给亲属留特殊照顾。   1988年，她在家中听广播，听到关于“安乐死”的讨论，马上来了兴趣，还专门写信表达看法，她认同那种减少无谓痛苦、坦然面对生命终点的思路。   在她那里，这不是西方概念的照搬，也不是猎奇话题，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方式把问题落回到一句最朴素的话：人总归要走，怎么走，得有尊严，也得讲原则。   1989年，她把这个问题正式提交给组织，申请先送到李鹏那里，随后转呈江主席，江主席看后批示“可敬可佩”，并肯定她身上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觉悟。   这四个字分量很重，重就重在，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貌评价，而是组织层面对她这一选择的理解和尊重，说白了，谁都知道，感情上太难接受了。   邓颖超是什么人？周总理的伴侣，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少人心里的“邓大姐”，真到了那一步，能眼看着她不被过度抢救吗？这显然很难。   所以她才会走正式程序，才会反复确认，她知道，人情会天然地把事情往“再试试”“再撑撑”那边推，她只能提前把话说透，把路铺平，把组织上的障碍、情感上的犹疑，一点点化开。   她晚年身体到底差到什么程度？用她自己的说法，她几乎成了医院“各科室”的病人，资料里提到，她前后有17种疾病，心脏、胆、肺部旧患，一样不少。   连吃饭都成了艰难的事，因为下颌骨脱臼，别人一顿饭的时间，她常常要耗上一两个小时，严重时更久，照护她的人看着难受，她自己反倒常拿病痛打趣。   这种平静不是假装坚强，而是一个人跟疾病相处太久以后形成的秩序感，疼可以疼，苦可以苦，但不能乱。   1992年1月23日，她88岁，北京医院病房旁边的一间屋子被简单收拾过，挂了点装饰，老同事、老战友和一些领导赶来为她庆生。   那一天其实很暖，秘书赵炜推着轮椅把她送过去，大家围着她，叫她“邓大姐”，也有人像家人一样喊她，她露出笑容，房间里有少见的轻松气氛。   可谁都明白，那已经是她生命晚期的一段短暂亮色了。   到了1992年6月，她的病情明显加重，她认真问赵炜，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向中央报告，这里的“事情”，并不是普通病情，而是她那个早就说过、也写过的请求：如果病入膏肓，无法挽回，就不要再做徒劳的抢救，她还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一个共产党员，死时也要再作一次革命。   这句话听着像口号吗？其实一点都不空，她是把自己的临终选择，当成对信念的一次最后实践，生前反对铺张，临终拒绝折腾，死后不留形式，这一条线在她身上是完全贯通的。   7月9日中午，她从昏迷中短暂醒来，对赵炜说，我跟你见最后一面了，这样的话换成别人说出来，难免让人慌，可从她嘴里说出来，却有一种惊人的平静，像是她已经把这趟路看得很清楚，也不需要谁再替她遮掩什么。   两天后，她离世。   她留下的遗愿同样干脆：不保留骨灰，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设故居纪念馆，后来，她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入天津海河，最终汇入大海。   邓颖超晚年的这个选择，今天再看，仍然有力量，它让人重新想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当医学已经尽力，生命只剩无休止的消耗时，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拒绝无意义的拖延？她没有用理论压人，也没有靠身份要求特例，她只是先把自己放进去，用一生的经历，把答案活给别人看。   所以江主席那句“可敬可佩”，其实说得很准，可敬，在于她清醒，可佩，在于她敢把清醒贯彻到底。   有些人离开世界时，拼命想留下痕迹，邓颖超不是，她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不占地方，不添负担，不求排场，安静地来，安静地走，可也正因为这样，她反而更难被忘记。  主要信源：（大众日报数字报——邓颖超留遗嘱:患病无救时,万勿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