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马一浮的发妻因病离世。岳父心疼19岁的女婿，便询问道：“我的三女儿已经14岁了，性格温婉，和她的姐姐很像，你是否考虑娶她为妻？”但马一浮起誓此生绝不再娶。

马一浮188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曾是四川仁寿县县令，母亲是名门闺秀，家境优渥的他自幼聪慧过人，5岁时跟着父母回到浙江绍兴老家，启蒙老师是举人出身的郑墨田，可教了没几年，老师就主动请辞，直言“这孩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了”。

此后马一浮自学成才，15岁参加绍兴县试，一举夺得榜首，同期参考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名次都远在他之后，“江南神童”的名号瞬间传遍江浙。

年少成名的马一浮，很快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段缘分，当时的晚清名士汤寿潜，后来曾任浙江都督、交通总长，看中了马一浮的才情，主动提出将自己16岁的大女儿汤仪许配给他。

汤仪出身名门，性格温婉娴静，虽然识字不多却端庄懂事，1899年17岁的马一浮与16岁的汤仪成婚，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本不被看好，却意外过得琴瑟和鸣、幸福美满。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温馨，马一浮心疼妻子识字少，便主动承担起教她读书写字的任务，起初汤仪兴致不高，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在丈夫的耐心引导下，渐渐爱上了学习，加上本身聪颖，进步飞快。

那时的马一浮心怀壮志，渴望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挽救危亡的国家，婚后不久便动身前往上海学习外语，汤仪毫无怨言，独自扛起家中琐事，尽心尽力照顾家人，只为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追求理想。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意外接二连三地降临，1901年马一浮的父亲病重，他立刻休学回家照顾，最终还是没能留住父亲，按照传统，马一浮需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偏偏此时汤仪怀了身孕。

两家人觉得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劝她打掉，马一浮找来一张民间方子，汤仪喝下后，孩子没保住，身体也彻底垮了，这副药成了她的“催命符”。

身体虚弱的汤仪，本就需要悉心调养，可她怕影响在外求学的丈夫，每次写信都报喜不报忧，甚至特意在信上抹胭脂，不让马一浮看出自己气色不好，直到1901年深秋，汤仪病重的消息传来，马一浮日夜兼程赶回家，却只看到妻子冰冷的尸体，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这一年马一浮才19岁，接连失去父亲和挚爱，双重打击让他痛不欲生，整日沉浸在悲伤与自责中，甚至常常出现幻觉，觉得妻子还在身边为他端茶倒水。

看着悲痛欲绝的女婿，岳父汤寿潜心疼不已，他知道马一浮重情，也明白女儿在他心中的分量，思来想去，提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提议：“我的三女儿已经14岁了，性格温婉，和她姐姐很像，你是否考虑娶她为妻？”

在当时的社会，姐夫娶小姨子是亲上加亲的美事，既能照顾马一浮，也能让汤家女儿有个好归宿，可马一浮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

马一浮低着头，声音不高却无比坚定：“岳父，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要是娶了三妹妹，心里装着亡妻，对三妹妹不公平；要是忘了亡妻，我自己又过不了心里这关，您就别再提这事了，我一个人能过，”这番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藏着他对汤仪最深的执念。

此后，马一浮始终坚守着对亡妻的承诺，终身未再娶，每个月他都会去岳父家两次，每次都先在亡妻的房间门口站一会儿，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汤仪生前的样子，梳妆台、未绣完的手帕、插在上面的针，从未动过，他不进去，只是默默凝望几分钟，才去见岳父。

有一次马一浮感冒发烧，岳父让14岁的三女儿煮粥送药，三姑娘把粥和手帕递给他时，他轻声道谢，全程保持距离，后来朋友王静安劝他：“三姑娘是个好姑娘，娶了她既能照顾你，也能让岳父放心，两全其美，”马一浮却摇摇头：“我心里有亡妻，装不下别人。成婚对三姑娘是委屈，对亡妻是辜负，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此后的岁月里，马一浮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1903年他远赴美国，参与世博会中国馆建设，期间第一次读到英文版《资本论》，欣喜若狂，将其带回中国，成为最早传播《资本论》的学者之一。

后来马一浮潜心研究国学，融合儒学、佛学与西方哲学，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思想，创办复性书院，培养了无数国学人才，成为一代儒学宗师。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地位如何变化，马一浮对汤仪的思念从未减少，他终身不穿丝履，只因妻子生前常穿绣鞋；他的案头常年摆放着汤仪的遗物，晚年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他在《金刚经》扉页用蝇头小楷写着：“仪儿，我们来世再续”。

1967年，84岁的马一浮离世，距离汤仪去世已经过去65年，这65年里他独身一人，从未违背过19岁时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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