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高仅1米49，18岁便嫁给徐海东，成为他坚强的保护神，30年照顾重病丈夫不离不弃！
1951年初春，大连海面雾气未散，海军医院走廊里两位医生交头接耳：“这位徐大将身上全是老伤，却还能挺过来，真是命硬。”话音不大，却被门后那位瘦小女子听得清清楚楚。她不过一米四九，眉眼温和，背却挺得笔直，嘴角轻轻牵动一下，旋即推门而入，继续替病床上的男人擦拭胸口。没人会想到，这位看似柔弱的女人，已陪同这位在枪林弹雨里号称“徐老虎”的战将，走过了近二十载生死关口。
徐海东出生于1900年湖北黄陂，一个穷苦窑工的儿子。北伐、土地革命、长征，大小战役几乎场场冲锋在前，他的身体像一本写满弹孔与刀痕的日记：九次重伤，十七处疤。一支机枪、一声吼叫，常能搅得敌军阵脚大乱。可是，再硬的身板也有极限，久病缠身时，他需要的不只是医生，更需要一个随时拎着药碗、听得出呼吸变化的人。这个人，正是周少兰，也就是后来的周东屏。
周少兰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幼年便被送去做童养媳。10岁缠足礼成，12岁她借口挑水逃出山村，一头扎进鄂豫皖根据地。赶上红军招收机要勤务，她年纪小、个子矮，只能给战士洗衣做饭。15岁那年，队里缺护士，她被挑去学包扎。从那以后，药棉与纱布成了她的“新嫁妆”。

1934年11月，红25军准备西进。队伍精简，女兵原则上留在后方。一共七名女娃子在营地哭成一片，拦着长官的马头死活不肯分离。有人劝她们：“路上有雪、有饥饿，还有数不清的围追堵截。”她们齐刷刷摇头。徐海东看着这群小身影，半晌才说：“跟就跟，走得动就走。”这一声“走”，决定了后面无数命运走向。
长征的艰难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红25军起步时已同中央失去联络，既要打仗又要自找口粮。七位女兵肩负救护兵伤、寻找野菜的任务，经常凌晨摸黑挖草根，白天又得随时抢救伤员。周少兰因此练就惊人的耐力，走一昼夜不掉队，成了队友眼中的“小钢针”。
12月10日，庾家河。国民党骑兵将山谷围成口袋，激战正酣。徐海东抱起机枪，冲到壕沟前“哒哒”扫射，一颗子弹穿过左眼，擦颈而出。他倒下那刻，淤血灌满喉管，发出噎声。卫生员慌了手脚，周少兰扑过去，不顾硝烟滚滚，俯身含住喉口，一口口把血吐出。血腥味直冲鼻腔，她却没停。四天四夜，她用冷水敷额、用炒盐热敷胸口，最终把徐海东从死神那儿硬生生抢了回来。
醒来的徐海东低哑开口：“小丫头，你叫什么？”她答：“周少兰。”他想了想，“少兰不如‘东屏’，愿不愿意做我的屏障？”这句话不带修辞，却像战壕里最无声的誓言。从此，她改名东屏，18岁当了徐海东的爱人，也成了那片“屏障”。

新婚不过一年，抗日烽火已漫向华北。徐海东带病赴前线，周东屏背着药箱同行。行军缺药，她便向山民讨来草药，煎成黑苦汤替丈夫止血；夜宿窑洞，徐海东咳得胸口作痛，她用铁丝做支架，撑起被子，免得每一下呼吸都像刀割。同行战士悄悄议论：“大将脾气火爆，谁敢伺候？”可见东屏抄起搪瓷痰盂，动作利落，没人再说话。
战争结束不了，病却越来越重。1943年冬，华中前线潮湿寒冷，徐海东大口吐血，体温忽高忽低。国医缺乏，她冒雨翻山，到五十里外采止血的野马齿苋，又煎又熬，硬是让血止住。有人提议把她调到后方，“找个条件好点的医院才保险”。她摇头：“走到哪儿，他在，我就在。”
1947年秋，中央决定把徐海东送到大连疗养。海风咸湿，他却难得能安静吃一碗面。医生看了片子皱眉：“破肺、坏肝，还有旧伤高位感染。”徐海东苦笑，只指身旁椅子上那位短发女子：“问她好了。”医生这才知道，眼前这位不起眼的上士护士，已经做了十几年贴身医护。

建国后，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可一些伤痛已成不可逆的暗礁。1955年授衔仪式上，徐海东与十位大将同堂。一阵掌声过后，他回到病房，双手仍在发抖。那夜东屏半跪给他擦背，灯下能数清一道道狰狞疤痕。有人说，“大将需要营养师、需要高档器械。”他摆手：“我需要她。”
1960年，周东屏被授予上校军衔。常有人打趣：“将军夫人也成军官了。”她笑笑，道一句：“军装好洗，不挑水就行。”言语轻，却遮不住几十年行医经验积下的沉稳。那几年她自学心肺理疗，还向专家请教针灸手法，只为在夜里突发的高烧咳血时能多一招应对。
1969年秋夜，郑州干休所灯光昏黄。由于特殊原因，徐海东被紧急“疏散”至此。途中颠簸，他再次昏迷。淤血涌出口腔，东屏用帕子掏净，握住脉搏直到凌晨。工作人员劝她休息，她摆手：“人还热着，睡不踏实。”那一夜，屋外北风卷着尘沙，屋里只有钟表滴答。

1970年3月25日清晨，徐海东安静离世。陪伴整整30年的人，抬头看窗外杨絮飞起，没掉一滴泪。备好后事，她整理了一只旧药箱：棉签、镊子、小刀、搪瓷痰盂，全都褪了色。旁人问她打算如何处置，她答：“留着吧，都是老伴儿用过的东西。”话很轻，听者心里却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