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原书记以“草鞋书记”著称，深受百姓爱戴，享年九十二岁值得我们铭记！
1974年六月的一场暴雨刚停，黑龙滩工地的泥浆仍没退去。晒在棚角的草鞋硬得像木板，旁边那件咖啡色旧干部服被水汽熏得发白。村民说，鞋是县委书记杨汝岱脱下的，他半夜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一边塞沙袋一边喊：“堤坝要顶住！”夜黑风急，人声嘶哑，却没人退缩。
时间往前推回到1926年，仁寿普宁场。一个赤脚娃沿田埂背诵《三字经》，怀里紧紧抱着仅有的一双布鞋。母亲叮嘱：庄稼地里别磨坏。布鞋珍贵，他便常年赤脚。父亲把锄头插在田畔，语气平静却坚定：识字多，路才宽。从那天起，读书与劳作像两条藤缠在他心里，再也分不开。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升起的那天，23岁的杨汝岱扔下还在晾晒的稻穗，直奔乡公所报名。那时县里缺文化青壮，区干部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当场让他记录公粮数据。他举拳宣誓时说了句土话：“庄稼人嘛，总得替庄稼人说话。”屋外鞭炮乱响，他心里却想着村口那条常年断流的小河。
1952年，方家区修水渠。泥沟里石头硌脚，他干脆把配发的解放鞋挂在肩头，换回熟悉的草鞋。烈日下，镐尖飞火，手上的茧子裂开渗血，他随手撕下布条包住继续挖。渠水终于接上山泉，第一股清流涌进稻田，老乡蹲在田头捧水直喊“甜”。那一年，他正式入党，肩章上多了副区长三个字，却依旧睡土炕、吃苞谷饭。

四川丘陵“十年九旱”，水利就是命根子。黑龙滩工程启动时，炸药紧缺，石头如铁。有人劝他少下工地，他偏不听。1974年那场险情后，他干脆住进工棚，晚饭一把红薯干，一壶井水。白天和石匠抡大锤，夜里巡堤。有人记录，他那年换了十三双草鞋，脚底磨起层层老茧。水库蓄水那天，百里渠首次满溢，十几万人列队放鞭炮，当地旱魔算是被摁住了。
1982年春，他调任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省城到乡镇的路程说远不远，却常被他走成“一天三站”。清晨出门已穿西装，可车一停在郫县蔬菜棚门口，他把皮鞋塞进车座，草鞋又上脚。菜农问干部来干啥，他笑道：看看尿素贵不贵，顺便尝口黄瓜。午后赶到德阳齿轮厂，车间温度接近40度，他双手递还工人刚铸好的沉重齿轮，问一句“够精准吗？”机油味里，工人憨笑点头。

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川正摸着石头过河。包干到户、乡镇企业、旅游开发，多数点子都起于田间炕头的交谈。达州深山里一户土墙屋，大爷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蹲在炕沿听完抱病老人的用水难处，转身叫随行干部记录。一个月后，山腰上多了一眼清泉，引水三公里。当地报纸贴出新渠合影，他却没去剪彩，说工程是老百姓的，何必凑热闹。

1993年调京后，办公室依旧简单。一壶热水，一碟咸菜，一盏台灯。他见到川籍来客，头一句总是：“黑龙滩水库还顶用不？娃儿们书念得起没？”别人劝他偶尔换身衣服，他摆摆手，笑说草鞋最合脚。空闲时写诗，三行字常绕着故乡的山、老渠的水、人背草箕的背影。
2018年2月，杨汝岱在北京离世，享年92岁。噩耗传到仁寿，乡亲们自发穿起草鞋送别，老堤边的竹林里挤满白发苍苍的群众。有人把当年塞过泥沙的旧草鞋挂在坝顶，说是留个念想。夜色降临，水库平静如镜，远处机耕路的灯火与水面反射出两行细碎光点，像极了他一生走过的草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