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向周总理求助寻找某人，刘伯承却故作严肃地说：你还让总理专门给我打电话吗？
1952年7月的北京午后，蝉声绕着中南海的老槐树打转，一份刚签发的任命电报把陈赓从朝鲜“推”回国内。电文不长，核心只有一句：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陈赓皱着眉读完，再抬头看周恩来，“设备没有、教材没有，连校舍都没影子，这可是个硬茬。”周恩来笑了笑，“缺的正是你要去凑的。”说完把一张薄纸塞进陈赓手里，上面列着八个待调教授的名字。
抗美援朝近两年，前线频频暴露出工程保障薄弱、通信瘸腿的老毛病。中央酝酿现代化办学已久，只是一直缺个敢担责的人。毛主席拍板的那天，台阶下的人群散得很快，留下陈赓一个人，他苦笑着嘟囔：“又来一个从零开始。”

回到招待所，他立刻拨通西南军区值班电话。李懋之接线。“老李，别愣着，带人北上，给我凑出个教研骨架。”“成色？”“全带技术底子的，其余路上再说。”李懋之叹口气：“这叫强拆啊。”陈赓一句“敢不敢干？”把电话掐断。
随后，徐立行带着测绘仪赶到华东，整建制把军事研究室“连锅端”，几百箱资料夜里装上闷罐车。有人担心“空了防区”，陈赓摆手：“打仗要人，建校更要人。”这话听着冲，却切中了当时全军最大短板。
校址还悬着。北平、天津、西安都看过，不合适。8月末，徐立行从哈尔滨打回电话：“文庙街一片旧俄建筑能用，可哈医大占着，不肯搬。”陈赓抓起听筒直拨黑龙江军区，“贺晋年同志，再不给地方，我真要被苏联专家追债了。”电话那头沉默三秒，只回一句：“快来接钥匙。”

哈尔滨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早。筹委会成员踏着及膝积雪进校园，水管冻得炸裂，屋里玻璃碎一地。有人嘀咕：“这哪像学校？”陈赓指着远处的烟囱，“有锅炉就能活命，先住下。”当晚，他让炊事班把大锅架进礼堂，白面馒头加白菜炖土豆，吃得一群南方兵直冒汗。
真正的难题是师资。那张薄纸远远不够。9月，小雨淅沥的西花厅外走廊，陈赓拎着厚厚一迭人事表，守在厕所门口。周恩来洗完手，刚拉开门，文件就递到面前。“总理，这回非得多批几位大教授。”周恩来批了字，却补一句：“去找伯承同志，他的教员多。”
临到刘伯承家，陈赓没敲门，占在门口喘匀。刘伯承抬头便来一句：“又来挖我的墙角？”声音冷，眼神却暖。陈赓笑着把心电图摊桌上：“老首长，我这心脏快报废，趁还能跑动，多干点。”刘伯承摇头失笑，提笔在名单旁写：“全力支持。”

全国懂火箭、雷达、爆破的教授屈指可数，去哪儿都是“抢人”。几位学者抵达哈尔滨时，差点被校园破旧景象吓退。陈赓把他们带到锅炉房门口，“先暖脚，再谈讲义。”有人问工资待遇，他挥手，“不要担心，国家会记账，可别让学生记住老师先谈钱。”
1953年5月，第一批苏联专家乘夜车到站。木栈桥上，零下二十度，他们看见迎接队伍列队背风站岗，标语写着俄文“欢迎同志”。带队专家悄声说：“这帮中国军人，真下了决心。”同月底，五个系相继挂牌，短短十个月，哈军工从空地上“长”出一座新型学院。
陈赓却瘦得厉害，胸口常抽痛。他用手掌揉压，外衣磨破多次。医生劝他躺下，他摆手：“课表定了，我这心脏就稳了。”学生们打趣：院长比闹钟准，每天五点亲自巡楼。

1957年冬，他第一次心梗，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他让秘书把学院进度图贴在床头，只对医护说一句：“我得盯着那张表。”隔年刚能下床，就赶去国防科委参加导弹论证会。
1961年3月16日凌晨，上海华东医院灯火雪亮，陈赓病情恶化。他最后叮嘱家属转交学院党委一信：“实验室的年轻人，别怕试错。”当天下午，这位58岁的将军停止呼吸。
3月25日，公祭在哈尔滨举行。刘伯承站在人群前，没讲话，只在祭文空白处添了六字：“赓续火种不息。”三年后，他再度踏进文庙街，看到操场边的雷达天线已经旋转，学员正做抗干扰演练。老人举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把镜片擦得透亮，然后把望远镜递给身旁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