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2年，辽国皇帝给宋仁宗写了一封信，列举了宋朝的四宗罪，其一：辽国关南十县被宋朝占有多年，应该归还，其二：宋太宗曾两次攻打辽国，虽然惨败，但伤害了辽国的感情。

剩下两条罪名也十分尖锐，辽国直接指责宋朝擅自攻打自己的藩属西夏，还在两国边境大肆修筑防御工事、额外增派大量兵马，摆明了就是有意破坏多年和平盟约。整封书信语气强硬至极，完全没有往日兄弟邦国的客气，辽国人一边派人把信送到汴京，一边悄悄在边境集结大批军队，明晃晃的施压姿态，谁都看得明白。

谁能想到澶渊之盟过后安稳近四十年的宋辽，会突然撕破脸面发难呢？但仔细想想，辽国根本不是单纯计较旧仇旧怨，而是大宋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太过难堪了。

那几年宋朝深陷西北战事泥潭，和西夏交手接连吃败仗，三川、好水川几场大战下来，精锐兵马损耗严重，国库的钱财也大把大把砸在军费上头，民间粮荒、盗贼闹事接连不断，根本抽不出多余力量应对北方战事。辽兴宗自己朝堂内部也不安稳，宗室贵族屡屡挑战皇权，他急需一场对外获利的事件稳住朝堂威信，趁大宋虚弱伸手索要好处，自然成了最优选择。

关南这片土地的纷争，本来就积压了数十年说不清的纠葛。这片区域原本是五代乱世里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地盘，后来周世宗出兵北伐，又重新收回十县疆域，宋朝建立之后顺势接手管辖，从来没觉得这片地不属于自己。辽国却死死咬住归属不放，这片地方紧邻辽国南京腹地，一旦宋朝牢牢掌控，随时都能北上威胁契丹腹地安全，辽国日夜忌惮这块战略要地，自然找尽借口想要拿回手里。宋朝自然不肯轻易割让国土，丢掉边境屏障之后，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安稳日子可过。

宋太宗当年两次北伐辽国的旧事，被辽国反复拿出来说事，其实也只是打压宋朝的借口罢了。高梁河一战宋军全线溃败，皇帝险些丧命，之后岐沟关之战再度惨败，北宋再也无力主动收复燕云失地，两国才慢慢走向议和结盟。

辽国明明清楚战争早已过去数十年，和平盟约也白纸黑字约定清楚，依旧揪着过往战事不放，无非是想占据道义上风，让宋朝在谈判里处处被动，心甘情愿做出让步。大宋朝堂没人敢反驳这段旧事，只能默默承受指责，连辩解都显得底气不足。

宋仁宗接到辽国君臣的发难书信之后，整个京城朝堂都乱成一团。满朝文武没人敢轻易提议开战，两线同时对抗辽与西夏，大宋根本没有胜算，稍有不慎就会面临亡国危机。

众人反复商议许久，最终敲定绝不割让一寸土地，也不答应和亲联姻，只愿意用增加钱财岁币的方式换取和平。宰相吕夷简主动举荐富弼出使辽国，这位臣子毫不畏惧凶险，主动扛起出使重任，直言君主忧心忡忡就是臣子的耻辱，甘愿以身赴险维系两国安稳 。

富弼北上辽国谈判的时候，全程都守住宋朝底线不肯退让半分，面对辽兴宗索要土地的强硬要求，他耐心拆解利弊，告诉契丹君主两国互通和平，收益都归皇室所有，一旦开战打仗，好处只会落在武将大臣手里，帝王只会承担战败的所有灾祸 。

一番话精准戳中辽兴宗的顾虑，原本气势汹汹的辽国君主，慢慢放下了索要土地的念头。双方来回拉扯数次谈判，终于敲定最终约定，宋朝每年额外增加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帛岁币，辽国彻底放弃关南十县的诉求 。

这场突如其来的边境风波落幕之后，宋辽表面依旧维持兄弟和睦，可双方心里的隔阂再也抹不去了。辽国靠着趁火打劫赚足钱财，国内皇权也彻底稳固下来，在北方草原的地位变得愈发稳固。

宋朝虽然花钱换来了和平，却也加重了百姓赋税负担，朝堂内部改革呼声越来越高，后续才有了影响深远的庆历新政。可笑的是辽国逼迫宋朝妥协之后，转头就和西夏爆发了冲突，当初帮盟友撑腰的说辞，一转眼就变成了出兵攻打西夏的理由，所以说，乱世邦交之间，又哪有真正长久的情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