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上关于计划生育的讲话：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要公开教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八届三中全会的会场里，纸页翻动。
毛主席谈到人口，话没有一锤子砸死。他说精耕细作搞起来，人多一点也未必没饭吃，将来几分地也许就够一个人生活。

可话锋没有滑向“随便生”。
他又提到计划生育要做十年安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一边是对土地潜力的相信，一边是对人口增长的警惕。
很多争论坏就坏在只截半句话。有人拿“人多是好事”说毛主席不支持节育，也有人把七十年代以后的政策倒扣到五十年代，好像所有答案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毛主席的人口观，是被战争、建设、粮食、工业化一点点磨出来的，有豪气，也有迟疑，也有被现实打疼后的回头看。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方面有人借人口问题解释中国革命，像是中国人太多，饭不够，才闹出一场大变动。毛主席不认这个账。他讲革命根子在压迫和剥削，不在嘴巴多。他强调人是宝贵的，中国人口众多不是包袱，有生产，有组织，就能办大事。这话有论战味，也有刚建国时的硬气。

可本钱不是放在账本上就会自己生利息。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摆出来，全国总人口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一个新国家，既要搞工业，又要修水利、办学校、保吃穿，样样都绕不开人，也绕不开粮。
人多能干活，人多也要吃饭穿衣，孩子还要上学。
算盘拨到这里，声音就有点闷。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节育问题已经有人提。
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讲母婴健康，讲家庭困难，也讲国家建设。刘少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主持节育座谈，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央转发卫生部门报告，提出适当宣传节育。
毛主席没有挡这件事，只是那时他主要盯着农业合作化，觉得合作化能扩大生产，也能吸纳劳力。

到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话就讲得更明白了。
家庭也该有计划，一辈子生几个孩子，不该完全放任，还要同国家五年计划配合。当时中国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
落在城市，是住房和交通；落在农村，是米缸和柴火；落在学校，是一排排不够用的小板凳。

一九五七年二月，他接见全国学联委员，说中国人多有好处，也有坏处。
就业、小孩安排、交通拥挤，他都讲到，连逛公园排队这种小事也被拎出来。几天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要有计划地生育。
马寅初谈人口压力，说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像计划经济，毛主席表示支持。
三月二日，他提出，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都不是嘴上说有就有。

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风向有点热。
农业发展纲要里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抬了起来，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又写文章谈八亿人口较适宜。十月九日，毛主席说精耕细作能养更多人，也把控制目标从六亿的紧绷感，松到八亿的余地里。这里不是简单反悔，更像是建设热情挤进了人口判断。

计划生育还在，只是刹车踩得没有原先那么狠。
一九五八年，事情更容易飘。
农田水利、积肥运动一铺开，到处喊缺劳力。人手像锄头、扁担一样，被各处争着要。毛主席一月说现在还是人多好，七亿八亿再紧张也不迟，可同一处又说节育还要宣传，工具还要制造。弦还在，只是被田头和会场的热声压低了。
夏天粮食浮夸吹起来，纸面丰收越写越大，北戴河会议上便有了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的说法。
十二月的人民公社文件里，也出现人口不嫌多、劳力反嫌少的判断。人能生产，这没错，错就错在把“能”当成了“必然能”。

一九五九年四月，冷水泼下来。
毛主席看到，全国十五个省二千一百五十七万人缺粮。这个数字不吵不闹，却像冷铁碰到手背。
四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各级干部，提醒十年内不要讲大话高调，中国六亿五千万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人口问题从口号里退出来，重新坐到饭桌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加强领导，做好宣传、技术指导和药具供应。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会见外国代表团，说中国人太多，要吃饭穿衣，所以困难不少。

一九六五年，斯诺问他是否满意计划生育进展，他说不满意，农村还没推广开.

一九七三年，人口控制指标进入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人口太多，年底听取一九七五年经济计划汇报，又讲人口非控制不行。
这条路不是直线，更像泥地里的脚印，有深有浅，有时偏出去，又被粮食和现实拽回来。

会场散了，纸合上，田埂、粮仓、产房和学校门口，还在等一个更稳妥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