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世友和陈士榘对粟裕的评价，会与张震及钟期光的评价存在这么大差异？
1948年9月12日凌晨，华东野战军前指灯火通明，雨点敲在油布棚顶发出急促声响。战图上，济南城与四周铁路干线被红蓝箭头层层包围，粟裕抬眼望向参谋们，放下手中铅笔，低声道：“城要决心打下！”空气瞬间紧绷。与会者很快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攻坚，更关乎下一阶段的全国战略节奏。
如果把解放战争比作一场长跑，那么1948年秋的济南战役就是冲刺前的最后一次深呼吸。东北、华北连战皆捷，西北正酝酿大兵团合围，华东战区却因济南这一“锁眼”而步履未畅。济南城防线长八十余里，壕沟、外堡、内城三道关口层层设防，驻守的王耀武手里还有6个军近10万人，背后更有徐州17万援军随时杀奔而来。要不要冒险强攻？这是摆在华野前委与中央军委案头的一道难题。

豫东一战收官后，粟裕与陈士榘、张震等在4月18日向中央连发电报，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先济南、再徐州”的思路，并强调“攻城须配套打援”。7月中旬，军委接连三封电文督促“速取济南”，理由直白：华北局势吃紧，须在秋冬间给国民党再加压力。毛泽东一语中的：“攻济，逼徐，策应华北。”于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作战链条开始紧锣密鼓地搭建。
8月底，华东野战军编成三大兵团体制正式落地。山东兵团十四万，主攻城垣；中、苏北两兵团十八万，南北呼应截击援敌。粟裕，41岁，当时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身份，统握全盘；许世友，40岁，虽旧伤未愈，仍扛起攻城重担；谭震林肩负政治主官；陈士榘坐镇作战室；张震、钟期光穿梭于各师团之间，传达命令，修订火力配系。多层指挥不是层层分权，而是环环相扣：前委定方向，司令部排步骤，兵团对接到营连，动作却必须统一在一张图、一张口令下完成。

9月16日起，各纵队沿黄河北岸展开集结。空中侦察报告，徐州方面三个兵团蠢蠢欲动。粟裕在电话里连线各路指挥：“不等援敌靠近，先把城墙撕开口子。”短短一句，定下了“抢时间、抢关门”的基调。于是，在夜幕掩护下，攻城炮火倾泻，南郊机场、东门碉堡依次被撕裂。与此同时，华野中原方向部队在兖州、枣庄一线不断出击，切断津浦铁路，让增援部队陷入信息真空。
战斗最激烈的是9月24日拂晓。飞云岭高地炮声震颤，许世友亲自登上前沿观察所，望见内城尚在负隅，他粗声催促工兵：“再近五十米！”当晚10时，北门洞开，直插城心的一纵最先闯入；25日清晨，天主教堂钟声未响，王耀武已从小道突围失利。午后，余部在黑虎泉畔投降。全歼守敌9万余，济南宣告解放，东线国民党军防御体系自此崩塌。

有意思的是，后世若干回忆录将攻城与打援写成两个并列兵团，相互“分头打仗”。然而，军委电报明言“由粟裕统一指挥”，张震在《战将亲历记》中也说：“所有火力、补给统一部署，决策集中在前线司令部。”对照作战日记可知，每一次空投情报、每一次修订炮兵射击表，都要报粟裕批准后才执行。所谓“平行”之说，更像事后回忆的角度差异，而非实战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三级指挥体系在这场硬仗中暴露了缺口，也验证了灵活。许世友因旧伤高烧，被迫坐着担架巡阵；关键时刻，副司令员王建安代为督战，而粟裕则亲赴南线，盯死徐州援军，确保攻守呼应。敌若突围，他调三纵别动；敌若龟缩，他立刻增炮拔点。正是这种“分线作战、集中调度”的模式，使解放军在48小时内结束战斗，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战役硝烟散后，前线指挥所里又摆开地图。9月24日晚，粟裕提笔写下给中央的电报：“敌在徐蚌地区尚集重兵，我军宜乘胜南下，一举解决决战。”这封电报后来成为淮海战役的策源文件。济南城头的新红旗，还未来得及褪去硝色，华东主力已踏上南移的夜路。紧扼华北门户的重镇被收归，黄河以南的态势随之剧变，国民党再无北顾自容的屏障。
历数整个指挥流程，中央军委定原则，华野前委细化方案，粟裕总握攻打援节奏，山东兵团直取城池，中苏北兵团阻断援兵。层级清楚，又能在战机稍纵即逝时迅速由最高指挥人一锤定音，这便是济南战役给解放战争留下的最可借鉴之处。统一意志，分散手脚，走到哪里，都能一战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