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晚上，解放军打到了第72军军部附近。第72军副军长谭心决定投降，对部下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是中国人，拼什么？和共军联系，不打了。”
1949年1月9日夜，第72军军部附近炮声越来越近，阵地被一层层压缩，指挥系统也在混乱中变得迟钝。
这个时候，继续喊口号已经没有意义，摆在谭心面前的只剩一个问题：是让部队继续硬拼，还是赶紧停下来，保住还能活下来的人。这不是一场突然冒出来的败局。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上旬，战场局势已经非常清楚。杜聿明集团被围在陈官庄一带，突围通道被切断，外部援军难以靠近，空投物资也救不了几万人的困局。
天气冷，粮食少，弹药紧，伤兵多，士兵心里的那口气早就快散了。第72军走到这一步，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它原来带有川军色彩，和国民党军中的中央军嫡系相比，关系链条不一样，内部将领多为四川人，彼此之间更容易商量，也更能听懂对方的难处。到了真正要决定生死的时候，这种部队往往不会只看上级脸色，还会考虑手下官兵还能不能撑住。
这支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前，已经吃过大亏。1947年4月泰安战役中，整编第72师主力遭到沉重打击，师部和两个旅被歼，只剩一个旅在包围圈外。
1948年夏豫东战役时，它又在铁佛寺一带陷入危险，若不是黄百韬率部救援牵制了解放军兵力，第72师很可能再遭一次灭顶之灾。这些经历对军官和士兵都有影响。
人不是木头，连续几次从危险边缘爬出来，心里自然会留下阴影。到陈官庄再被围住时，第72军很多人已经明白，这次恐怕不是“再咬牙顶一顶”就能过去。
后方没了，补给断了，天上掉下来的物资杯水车薪，阵地越守越小，前路越来越窄。徐州撤离后，第72军被划入邱清泉第2兵团指挥。
问题在于，它并不是邱清泉的嫡系部队，在南撤突围时常被放到吃力位置上使用，伤亡迅速增加。为了安抚这支部队，邱清泉又把收容来的孙元良兵团残部编成第122师，拨给第72军。
看起来是补充兵力，实际也难以改变整体困局。1948年12月16日以后，解放军对陈官庄被围国民党军采取围困办法，并没有马上发动最后攻击。
时间一长，被围部队内部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有人饿得受不了，有人冻得扛不住，也有人开始私下寻找出路。
第72军当时还没有整支部队放下武器，但零散官兵投向解放军阵地的情况已经出现。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1月6日。
解放军发起全线总攻后，第72军防线受到很大压力，残部被挤压到胡庄附近。这个时候，军部周边已不再安全，各师残部也很难维持原来的作战状态。
对一个正在收缩、缺粮、缺弹、缺信心的部队来说，最后的崩塌往往就是几天之间的事。1月9日夜，谭心做出决定。
他没有再拿“死守到底”去压部下，而是把现实摊开讲：仗打不下去了，再拼下去只是无谓牺牲。那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拼什么”，听着朴素，却正好击中了很多士兵的心。
到了这种时候，士兵最怕的不是承认失败，而是明知道没希望，还被推着继续送命。随后，第72军派人同解放军接触。
解放军方面提出条件：立即放下武器，走出阵地，到指定地点集合。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选择题。
继续抵抗，可能很快被炮火吞没；接受安排，至少能让大部分人活下来。战场上的理智，有时候就是承认大势已去，不再拿人命填窟窿。
但这场选择并非人人接受。军参谋长许亚殷拒绝签字，随后借故离开，伪装成普通士兵逃出。
他离开时那种复杂心态，很能说明一部分国民党军官的处境：不愿接受现实，又没有能力改变现实；不想留下投诚，却也不敢继续正面对抗。个人可以逃，部队的大势却逃不开。
第72军放下武器后，陈官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抵抗进一步瓦解。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基本结束。
此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战场的主力遭受重大打击，长江以北局势迅速改变。对普通士兵来说，这些大变化背后，是一个个晚上、一顿顿断粮、一次次无法兑现的突围命令。
后来的第72军还有一段后续。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方面又重建第72军，郭汝瑰后来出任军长。
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这支番号再次出现在历史转折点上。许亚殷后来也离开部队，辗转去了香港。
一个军的命运，前后几次改写，折射出的正是当时大局的急剧变化。战争到了最后，很多口号已经遮不住士兵的饥饿、寒冷和恐惧。将领真正需要负责的，不只是命令部队冲上去，也包括在没有胜算时及时停手。
第72军的投诚说明，大势形成以后，硬撑未必是勇敢，减少无谓伤亡反而更需要决断。历史记住这一夜，不只是因为1.4万人放下武器，更因为有人在最后关头把人命放到了面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