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洛，曾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英年早逝于三十岁，一生只留下唯一一张珍贵照片
1924年初春，江西吉安一间借来的茶庄里，几盏煤油灯摇着小火，六七位青年在手掌大的红布角上按下指印。“从今天起，我们是一家人。”欧阳洛低声说，语气却透着笃定。贺子珍握着那块红布，轻轻回道：“走到哪儿，也不改初心。”屋外风声呼啸，连墙缝里都透着寒意，众人心里却升起一种比灯火更明亮的热。
欧阳洛本名欧阳琳，1900年生于永新县西南一个小山村。父亲欧阳珩是私塾先生，教书挣得的微薄学资要贴补九口之家的柴米盐酱。少年时的他挑粪挑水，下课回家还得插秧割稻，掌心常被禾茎割出血口。可就是这双布满老茧的手，后来把马列经典翻得卷角皱折。师范读书的岁月，他遇见了从长沙带回新思潮的同学，才知道世界还有另一种走法。
那几年，南昌、吉安、井冈山一带暗流翻涌。进步青年三两成组，讨论《共产党宣言》，流传《向导》《青年杂志》，有人因此被捕，有人接着补位。欧阳洛的课堂外，常可见他支起煤油灯，讲什么是“剥削”，什么是“无产阶级”。学生里，有个瘦高的姑娘常坐在前排，眼神亮得像雪夜的星——她叫贺子珍。后来，她递上一张入党申请书，介绍人一栏写的正是“欧阳洛”。

“子珍，你想清楚了吗？这条路不好走。”欧阳洛关上窗，压低声音。
“想清楚了，死都认。”她回答得干脆。
“那咱们并肩。”
“并肩。”

凭着这股子决绝，他在永新组织农协、办夜校，带农友抡锄做操练，刀把磨得雪亮。1929年春，敌人突袭永新，贺敏学等70多人被抓。欧阳洛连夜召集三路农民自卫队，硬是从县衙后墙挖出一道口子，把人救了出来。事后他拍着手上的泥，“乡亲们要的是活路，不是喊几句空口号就完。”
南昌起义爆发时，他把夜校关门，将学生送回乡，“书可以明年再读，枪声却等不得。”起义失败后，欧阳洛随余部辗转武汉，秘密重建湖北省委。敌伪探子像藤蔓一样伸进机关，省委前后被破坏三次，十几位同志断送性命。1930年盛夏，叛徒在茶楼丢下密信，欧阳洛当夜被捕。审讯室里，他被熬、被电、被针扎舌尖，仍只回一句话：“党的事，我一个人认。”

此时，他的妻子沈谷南正担任党中央交通联络员，辗转沪宁线上送文件。得知丈夫遇难，腹中的骨肉已近临盆。她咬牙对组织说：“活下来的，继续走。”孩子出生两个月，随母姓沈，谷南索性对房东撒个谎：“捡来的孤儿，留不住就算。”这是她保护儿子的唯一办法。
战火没给这对母子留下相依为命的机会。谷南旋即赴苏联学习，孩子被送往湘西亲戚家。黑白照片里，小小的沈一之抱着草鞋，脸上糊满糠糟。没人告诉他父亲是谁，逢年过节只知母亲在远方。直至1945年秋，一名老党员赶夜路来到山村，拍着他的肩说：“你该知道你的姓原是欧阳。”男孩那晚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跟着他走了。
湘南学潮汹涌，17岁的沈一之以“春元三杰”之一的名头站上讲台，“同学们，昨天的牺牲是为了今天的站立！”1948年春，他在暗灯下写下入党志愿书，用的是父亲的名字：欧阳申华。“家里只剩这张照片，”他指着父亲那张发黄的半身像，“要让更多人活在光亮里，才算对得起他。”

1953年，他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永新。老乡抬着锣鼓，堵在村口抢着拉他袖子：“小洛回来了！”屋檐下悬的油灯亮到深夜，那晚他没睡，整理父亲遗存的几本旧书和一枚锈迹斑斑的党徽。第二天清晨，他把党徽交给县里的革命陈列室，只留下一叠写满批注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该继续传下去。”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如今在永新革命纪念馆，欧阳洛唯一的那张照片被静静悬挂。参观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生前从未穿过像样的军装，也没来得及等到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但他点燃的那盏灯火，一直亮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