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世友亲自写信给儿子许光，并寄去五十元让他回老家为自己买一口棺材
1959年早春，皖豫交界的群山尚未回暖，63岁的许世友跪在母亲新添的坟前，他用家乡方言嘟囔一句：“娘，我将来要躺在您身边。”这句私语没有记录在任何军史，却像钉子一样留在他心里。二十年后，这个念头催生了一封写于1979年10月22日的家书，也让一场横跨北京、南京、河南三地的“送老之事”悄悄开始。
健康的警报敲响得并不突然。1970年代末，南京军区例行体检，许世友的肝功能项目亮起红灯。医生把化验单摊在桌面，反复解释甲胎蛋白的异常升高意味着什么，可他挥挥手，“再抽一次，数值就下来了。”这种硬脾气在行伍里是勋章，在诊室里却成了阻碍。军医屡次建议转北京301医院，他摆摆手：“路远，我怕耽误工作。”话粗，却是拒绝。

那几年里，军队高层对元帅大将们的健康日益重视，北上治疗几乎成了惯例。可是许世友不肯离开南京，他更信任随侍多年的军医，也信任那些自幼在大别山喝水煎出的草药。为了让他“多活动”，护士将旧沙发垫在走廊两头，七八个兵推着，让将军在轮椅上“走路”。楼下病房墙皮抖动，同住的老兵嚷道：“是不是又在练武？”众人相视失笑，心里却明白，这只是替他挪一挪疼痛而已。
1980年春，病灶已扩散，疼痛像钉子一颗颗敲。夜深时，王秘书握着他冰凉的手，小声劝：“首长，要不咱去北京？”许世友眯着眼反问：“能治好吗？”“也许能缓一缓。”王秘书声音更低。将军沉默片刻，“缓半年也是死，何必折腾。”三句对话，医护在门口听得心酸，却没人再敢劝。

外界并不知道，他的心事并非自己生死，而是“回家”。早在1956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火葬倡议，他就悄悄把意见写在日记：“火葬，我心里过不去。”1979年，他把想法直接写进信里——信只有寥寥百字，却夹着50元现金，交代儿子许光在河南新县许家洼买棺木，“要好木头，别叫老乡笑话咱。”那年许光28岁，他读完信，愣了半天，这才意识到父辈那份对乡土的执拗。
政策摆在那儿，土葬原则上不批。许光拿着信急往南京，总政、南京军区都不敢拍板。消息辗转传到北京，邓小平听完汇报，沉吟片刻，只说一句：“老伙计的心愿，照办，下不为例。”批示落款，是1985年初夏。

批示虽下，病痛并未放过将军。9月开始，他日均两次吗啡，仍勒着牙不吭声。刘轩廷政委干脆把病房改成简易指挥所，值班表挂在门上——三班倒，24小时盯着。而许世友常常突然睁眼，扯过身边的军帽放在胸口，像在随时准备起身点兵。
10月21日深夜，大雨拍窗，他突然招手示意王秘书靠近，声音低得像破风箱：“别忘了，我得回山里。”次日凌晨5点26分，生命指针定格。病房外的香樟树滴下雨水，没有哀乐，只有值班电话短促一响，南京军区进入最高级别后事模式。

遵照批示，灵车从中山陵8号缓缓开出，经合肥、信阳，沿途设三十余处临时警戒点。老区的父老没鞭炮，也不敢敲锣，只把青砖小道扫得干干净净。11月9日，木棺落土，覆盖黄土三尺，部队仪仗悄然退场。乡亲们默默站在山坡，直到最后一铲土拍实。
翌年，花岗岩碑立起，碑文仅四行，署名“邓小平”。石碑后方两米是他父母的旧坟，草木未动。有人感慨：“这座墓低调得像没将军。”却恰是他要的安稳。旁人或许只记得那封写着“买口棺材”的信，真正将他牵住的，是儿时背着柴火跑遍的山路，是母亲手里一年四季亮着油光的木碗。对这位一生在钢铁与枪火间横冲直撞的汉子而言，终点不在军功章，而在脚下那片黝黑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