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共和国由天地会逃亡者创立，竟在海外建立国家，面积超过两个日本，是真的吗？
1823年的婆罗洲雨季刚过，殖民远征队刚驶入坎潘河口，便被一面蓝底白字的“兰芳”旗迎头挡住。
“前面那伙真是华人？”军官皱眉问。翻译答：“不止华人，还有达雅部族，他们自称共和国。”话音未落，密林深处铜锣声骤起，回应着远处的枪火。

这片热带雨林中坚守的政权已存在四十余年，推本溯源，却要回到清帝国千里之外。乾隆年间，江南与两广赋役骤增，商税加码，盐纲、茶引层层剥削，逼得无数百姓“结拜为兄弟”，形成名为“天地会”的松散网络。小庙里燃香，暗号、插香、割鸡头，凡此种种既是信仰也是对抗。口号只有一句——“驱夷复汉”。
朝廷不会放任这团草莽火苗。嘉庆年夜，江西广信府衙门调集三营精兵，连夜搜抄三十余处隐秘会堂。兵丁在月色下夺门而入，木牌上“忠义堂”三个字横七竖八倒在地。联合威逼与利诱，数名分舵头目低头招供，网络顿时断线。余部只得各自突围，陈兰伯、罗芳伯等寥落数十骑狂奔向海口，背后是漫天烽火。

当时的南海，货船与鸦片船混杂而行。婆罗洲西岸因富产金锡招徕众多苦力，矿主张口便许“包吃包住”。逃亡的会党分子就此融入华人矿工潮，在波涛与潮热之间另谋生路。岛上的达雅族长期被荷兰商人左右，苛捐杂税逼得民生凋敝。罗芳伯以塾师身份扎根矿区，白日手执粉笔，夜里点灯传道。他不再高呼复明大义，而从最质朴的乡土情讲起——“咱们若能同心，水也挡不住。”达雅头人答：“只要保住山林，愿并肩。”简单数语，却改写了这片土地的走向。
1777年正月，婆罗洲西北部的兰芳坎诞生了新的政治实体。罗芳伯被推为“大统制”，华人首领与土著酋长组成议事厅，官员不俸绸缎，薪水皆折算稻谷，产金多少按亩负担。所谓共和国，并非精雕细琢的宪章，而是“众人共治”四字的朴素实践。自耕农、矿工、渔夫从未读过孟德斯鸠，却懂得轮流选举和公决事务。

金矿带来现银，稻米换取盐布。河港的集市上，客家话、福佬语与达雅方言交杂，草药、燕窝、胡椒一并上市。工匠仿佛嗅到商机的蜜蜂，自福建、广东陆续迁来；香火也随行，关帝庙旁立起婆罗浮屠式高塔。文化在这里并置，而不是替代。
短暂的和平难掩海上的阴影。19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瓦解，但殖民当局换了旗帜却未换野心。万隆总督签发“警察行动”令，装甲蒸汽舰顺流而上，火炮口径由6磅扩至12磅。兰芳的联合军多用火绳枪和土炮，号角一响，木盾竹枪的达雅勇士同披髻华工一道迎敌。战鼓之中，有人高喊：“护山护水！”回应声在河谷激荡，却挡不住新式炸弹与蒸汽铁甲。

此刻共和国已稳立近百年。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矿脉渐贫，年轻华工外流新加坡；部分头人倾向荷兰“保护”，换取贸易特许；议事厅里，关于是否和谈的争吵经年不休。1884年秋，年逾六旬的罗芳伯继任者病逝，新任领袖缺乏声望，内部失序骤显。翌年，荷兰第十三海陆混合旅兵临城下，兰芳旗最终缓缓降落。
从1777年至1885年，一百零八个年头，一部由流亡汉人、原住民部族和矿山商号共写的政治试验走到尽头。残存的会众退入更深山地，铸铁锅改熔成砲管的故事，后来在民间流传为传奇。今天依旧可在加里曼丹内陆村祠里见到汉字碑石与达雅木刻并排，香烟缭绕中，老人低声吟唱客家山歌，孩童则用印尼语背诵校课。跨族群的印记留在乡音、服饰与饮食里，提醒后人：在权力夹缝与热带丛林之间，曾经有人以“兄弟”之名，造出一座小小共和国，试图证明弱小群体亦能凭组织与联盟撬动历史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