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遗孀。丈夫牺牲时,年仅29岁,他们的儿子,才刚刚两个月大。
1927年12月,广州城里枪炮声震天响。一位年轻女子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藏身在珠江边一处简陋的木板屋里。
她在等一个人回家。
几天前,那个男人临出门时回头看了她和孩子一眼,嘱咐了一句“等我回来”。
她当时并不知道,那一眼就是永别。
这个女子叫王一知,原名杨代诚。她的丈夫是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
那一年,张太雷29岁,他们的儿子刚满两个月。
张太雷是江苏常州人,1898年出生,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后接触新思想,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他原名张曾让,后来改名太雷,寓意化作惊雷震醒沉睡的中国。
1921年,他作为中共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扮成商人把文件缝在衣服夹层里穿越边境,途中遭遇匪军盘查,用俄语镇定应对才化险为夷。
王一知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来投身革命到上海大学学习。
1923年与张太雷结为夫妻。婚后的日子聚少离多,常常一封密信送到,张太雷就得连夜出发。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7月汪精卫在武汉也翻了脸,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
8月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11月中央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总指挥落到张太雷肩上。
当时王一知怀着身孕,被安置在广州一处秘密联络点。
11月26日,起义指挥部在珠江边一艘邮政船上召开关键会议,叶挺、叶剑英、聂荣臻都参加了。
张太雷把每个细节反复推敲,连起义队伍佩戴红布带的长度都做了规定。
12月11日凌晨3点,起义爆发。
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向城内各重要目标发起突袭,天亮时已占领大半个广州,公安局楼顶升起了红旗。
张太雷在人群中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一位在场的印刷工人后来回忆,张太雷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声音洪亮,每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但胜利脆弱如纸。国民党军队在英美军舰支援下迅速反扑。
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经惠爱路时遭遇伏击,一排子弹击中他胸腹部。同车的司机和警卫员也当场牺牲。
尸首没能抢回来,敌人把他的遗体示众数日,后来不知所踪。
王一知在13日才得知噩耗。侥幸脱险的同志浑身是血跑来报信,话没说完就哭出了声。
她没有哭,愣愣站了很久才问了一句:“人在哪里?”
之后她被同志们拉着撤退到香港,住在湾仔一间几平米的阁楼里,老鼠在头顶跑,孩子尿布只能用冷水洗。
枕头底下一直压着张太雷的一件旧长衫,从没拿出来洗过。
有人劝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自己轻装上阵。她没答应,说这是太雷唯一的骨血,得把孩子养大。
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此后王一知带着孩子辗转上海、武汉等地,化名租房,装扮成家庭妇女,把情报藏在孩子襁褓里传递。
一次在上海街头被巡捕拦住,她操着湖南话说是带孩子看病的,巡捕翻翻包被没发现什么就放行了。
走出去两条街她才敢停下喘气,后背衣服已湿透。
1930年代她在上海地下电台工作,电台藏在煤球炉里,天线伪装成晾衣绳,发报时孩子在旁边玩积木。
日本人侦测车在街上转,每次发报不超过二十分钟就得立刻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王一知没担任显赫职务,先在北京101中学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系统默默工作。
她很少公开谈论张太雷,学生只知道王校长是个和蔼的老太太,走路慢,说话轻声细语,看不出经历过那样惊心动魄的岁月。
张太雷1921年赴苏俄前曾给王一知写信:“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
1985年王一知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她比张太雷多活了将近六十年,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而丈夫永远停在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