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一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推出纪录片《国安档案解密》。影片以纪实镜头重揭六年前“黑暴”之下的失序真相，将那段街头混乱、法治受胁的场景再度拉回公众视野。
创伤虽深，愈合亦速。过去六年，香港社会从“黑暴”冲击中逐步复原，不仅抚平了表面的裂痕，更在深层治理层面完成了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及兴”的稳健跨越。近期，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盈随神舟二十三号进驻太空，特区政府亦首次就2026至2030年五年规划启动公众咨询——这些看似殊途的事件，实则从科技、治理等多个截面，折射出香港正在发生的切实而深刻的变化。
值此回归29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刊载与曾任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现为立法会议员的邓飞的对谈。对话从数年前常见于报端的所谓“人归心不归”问题切入，继而剖析五年规划的决策逻辑，并延展至两地关系从“跨境流动”到“深度嵌入”的演进脉络；既着意勾勒香港治理思路的底层转向，也尝试着捕捉融合进程中那些不易量化的质感与温度。
[对话/观察者网李泠]
观察者网：关于香港回归，过去很多评论会提到所谓“人归心不归”问题。前几个月《寒战1994》的上映，也让这一问题再度受到关注。人心回归，一个听起来有点抽象的概念，在您看来，它有没有比较具象化的表现？
邓飞：我其实不太认同“人归心未归”这种说法。毕竟距离2019年“黑暴”已经过去六七年了，这么长时间里若说一点改变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过去。
举个很明确的例子，如果现在还认为学校教育跟不上、老师偏“黄”、学生不认同国家，这其实是刻舟求剑，完全不符合现状。实际上，教育局、警务处、特区政府以及民间爱国团体做了大量工作，从课程、教学到课外活动，包括内地交流考察，覆盖面很广。而就我的接触来看，年轻一代的老师和学生对“黑暴”甚至更早的“违法占中”其实没什么深刻记忆，顶多知道有这回事，并未上街参与其中，还有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因此，我不认同那些老套的说法。这类说法表面是为香港好、促进人心回归，但实际上是一种静止的看法，没有跟上时代变化，对香港有害无利。现在的情况远不像“黑暴”或“违法占中”年代那样恶劣。
观察者网：说到“黑暴”，那时讨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常有人引用“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将身份认同细分为“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等，但该调查到2022年就截止了。据您观察，今天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知与几年前比有什么变化？
邓飞：那份问卷设计本身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本不冲突的身份认同硬生生拆成对立项——人的身份认同本来就是多元的，我可以同时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没有任何矛盾。这种从1997年前延续下来的问卷设计，背后有预设的议程，故意制造“非此即彼”的印象。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类刻意设置的调查，没人会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是对立的。若以这种调查作为衡量标准，本身就不自觉地迎合了对方的设计。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把本不冲突的身份认同硬生生拆成对立项”。
实际上，反对派当年还有更多细分，比如“我只认同文化的中国，不认同现代的中国”等等，他们很擅长这类语言游戏。现在我不认为青少年还有这种看法。反而我们要强调，身份认同不能仅仅是文化上的认同。“一国两制”的“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基础来自《宪法》第三十一条，这一点必须明确，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一边认同“一国两制”，一边把当代中国抹黑，或者只认同历史文化上的中国、还进一步挑剔元清不算之类——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想把大家思想搞混，实质是挑拨离间，没有实质增益。
观察者网：关于当代中国，最近大家很关注黎家盈。2021年我们聊过航天员与香港青少年“天地对话”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您当时说作用相对有限。今年5月，土生土长的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家盈作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赴太空，您认为这次这事对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否有不一样的影响？
邓飞：意义肯定是有的，而且要大得多。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以前小学生写作文“我的志愿”写“做太空人”，基本只是写写，觉得不可能实现，没想到今天成真了，这对很多香港人是个很大的震撼。让香港直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这种参与感就是最大的意义——毕竟有参与感之后才谈得上获得感。
观察者网：听说香港教育局也让全港学校重点关注这件事？
邓飞：香港教育局并没有强迫指令，只是建议，留有余地。比如如果那天有的学校有考试或测验，调动不过来也没关系，网络也很方便，不必非得当天看。这种留有余地的弹性安排反而让学校更积极——因为隔壁学校在做，自己不做，学生会不理解：“为什么隔壁能看我们不能看？”
我觉得等黎家盈回到地面后，可以和香港社会多多分享她的入选过程、培训细节、太空经历等生活化、细碎的故事。我们过去说得较多的是宏大叙事，缺乏细节和动人的故事情节。光宏大叙事，大家只是听听而已；肯定要有细节、有动人情节，大家才会觉得有吸引力。
黎家盈说：“我也会晕车晕船，但坐上转椅竟然不晕。”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换言之，宏大叙事搭建了“骨架”，动人故事丰富了“血肉”。
提到参与感，今年6月15日，特区政府正式启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2030）公众咨询。受英国百年“殖民”影响，回归后特区政府长期沿袭“大市场、小政府”理念，施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如今无疑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好奇您会如何评价这一治理范式转变？作为立法会议员，能否分享一些大众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邓飞：实际上几年前，包括我在内很多议员都曾提出过，国家有十四五规划，香港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自身发展，就必须对标国家的五年规划路径和思维方式，不能纯粹市场导向——市场导向往往只赚短期利润，中长期基本不考虑。而特区政府要想参与其中，对标国家五年规划，就至少要有类似发改委的部门来对接，相互配合。如今特区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付诸实施，有了这个规划。
当然这对香港来说是个学习过程，并不简单。因为香港政府的政策手段——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推动发展——与内地那种“全能型”政府有很大不同。
内地的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有几十年的实践积累，政策工具非常丰富：从早期行政命令下达给地方和国企，到后来发展出“预期性目标”，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或通过国家级重大项目带动配套发展。这些手段内地已驾轻就熟。
但香港不是，它唯一熟悉的是金融政策，而且主要是规管——确保金融稳定、信誉、合规，并非发展性政策。产业政策更是从未想过，毫无经验。所以五年规划对特区政府也是个学习过程，要发掘和发展适合“一国两制”、有别于“大市场小政府”的政策工具。
观察者网：您估计落实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邓飞：最大难度是开发以往没有的政策工具。
举个例子，你什么时候听过特区政府招商引资？早在曾荫权任特首、唐英年任财政司司长时，已有“投资推广署”，但其规模有限，当时也没有定位要搞规划性发展。现在除了投资推广署，还有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推广高等教育国际化枢纽的专班等。不一定是新设部门，而是在现有部门增加职能，比如教育枢纽归教育局，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涉及商经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律政司也参与法律平台建设。
这就意味着在现有政府架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拓展型、发展型的招商引资职能。以前主要是规管，确保合规就行，企业成败是市场风险；现在不行，合规前提下还必须拓展、发展，KPI也随之改变。所以本届特首一上来就提出“以结果为目标”的大框架，界定KPI来定义目标，各部门据此工作。
目前讲的还是大道理，具体每个行业怎么做，还需要摸索。
观察者网：感觉您刚刚举的例子似乎偏轻资产模式。提到香港和招商引资，我第一时间想到一件往事——1999年张汝京原本打算去香港建芯片厂，后来因厂房选址等问题放弃香港，最终中芯国际落户上海张江。
邓飞：香港现在的招商引资，首先要做的是把国际大企业总部拉过来，发展“总部经济”。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包括税务调整——虽然香港税基低，调整空间不大，但力度不小。
我们还在大力推介知识产权交易。大学教授做学术研究只发国际期刊，不做生意，某种程度上是浪费。我们可以打造知识产权平台，让科研人员和对产业化有兴趣的投资者对接，就像孙正义那种合作，但比“拉郎配”更有效率——平台集中展示、明码标价，节省信息成本。上一届我和其他议员已提出这一想法，今年财政预算也提出要做，就看10月施政报告是否会具体化。
围绕知识产权交易这一项目，我们还希望完善大学教授的KPI考核。以前只看发表论文数量，是压倒性指标。我们希望政府通过拨款引导大学放宽教授与商界合作的门槛，实实在在把产学研做起来。把整条生产线留在香港不容易，地少、成本高，但至少争取把研发实验室放在香港，这个目标可期。
香港要搞创新科技，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几十家科创企业进驻，主要是医疗生物或医药科技，对民生有帮助，但尚未达到国家战略级别。香港能跟国际学术界无缝对接，一些国际学者可能会顾虑西方打压，不一定愿去内地，但愿意来香港。所以香港应该发展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创新科技，比如量子计算、芯片等，这些部分已经在做。
总的来看，特区政府招商引资不能只看体量，必须精准吸引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科创企业，吸引顶尖级学者来港。这也是规划性发展思维与过去积极不干预的区别。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图图源：香港文汇网
观察者网：关于香港的五年规划，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特区政府如何确保规划不只是“文件愿景”，而是真正成为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发展纲领？您曾表示，五年规划的作用在于“把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关切放进较长远、较系统的发展蓝图”。经历过修例风波后，香港从“各说各话”走向“共同框架”，最大难点是什么？
邓飞：我倒没觉得这是难点。讲发展、改善生活、提升经济，全民支持，没人反对。立法会受特区政府委托，各界别议员都已积极组织，不是“清谈俱乐部”。现在咨询已模板化——教育界咨询教育，工业界咨询工业，IT界咨询IT，我们已约见各行业代表，完成咨询报告并交给特区政府。现在特区政府面向大众，市民个人也可直接反映意见。所以这两轮咨询本身就是社会动员过程。
目前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意见。反倒是很多行业人士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这不是特区政府擅长的治理方式，要问他们希望政府怎么做，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商界也未必有主意，因为他们也不是内地五年规划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大家基本是一边摸索，一边观望特区政府用什么政策来落实目标。
观察者网：简单概括角色，以前是科层制下的“被动执行者”，现在要成为“主动管理者”，这种身份转变带来思维冲击，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
邓飞：对的。闭门造车不行，干脆动起来——先“下海”，到海外或内地去，跟目标企业、研究机构、学者接触，才能知道对方想不想来、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自我改善。如果闭门造车，光自己想有什么用？我非常认同现在就动起来，四处摸索。无可否认中间会有磕碰，因为不擅长，但我乐观，慢慢就会弄起来。
观察者网：2019年的“黑暴”，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也暴露很多社会矛盾，比如年轻人关注“上楼”（买房）问题——现在看这也不只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两岸三地年轻世代共同面临的困扰之一。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此有无“药方”？
邓飞：现在不用太担心这一问题，之前楼价跌了，现在有所恢复，市场反而活跃。如今年轻人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在于楼价本身，经济好、收入高，楼价再升也不怕；现在的最大风险是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
我和很多议员都提醒特区政府要好好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青年人发展机会的冲击，必须建立机制密切留意整个就业市场和技术更新对人力需求的变化。同时，所有发展都要考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
机器人在物流中心分拣快递。图源：FigureAI
观察者网：这其实也是全球性难题。世界多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裁员潮，与此同时，毕业生涌入社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你们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邓飞：我们现在在推动相关职业培训，从大学、高中到初中不同阶段的职业培训，课程都尽量装备人工智能元素。我们很难预测AI取代各行业的速度和范围，但至少可以让传统行业传统技术增加AI元素，使受培训者具备操作AI的能力。即使他表面上干的仍是传统行业，实际上已与老一辈不同，因为他掌握了AI。
比如建筑行业，现在的技术人员很多在空调房里摆弄电脑模板，不一定日晒雨淋，工地可用机器人，或模板在厂房预制好再组装——表面都是建筑工种，实际上已逐步科技化。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AI浪潮下有100万求职者但只有50万个岗位之类的供需矛盾暂时无法缓解，能做的就是提升个体AI使用能力，增强求职竞争力，是吗？
邓飞：是的。而且香港实体工业不多，AI取代工厂工人的影响不大。香港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再怎么服务都需有人承担最终责任。
现在香港社会层面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岗位确实少了，但不一定是因为AI，我们还在了解具体原因，特区政府也有相关质询。
观察者网：最后关于香港与内地的融合问题，涉及香港人来内地和内地人来港两个方向。我现在常在社交媒体看到，除了周末北上去广东消费，也有不少香港人在深圳、中山等地买房。
邓飞：这种情况一直都有，甚至1997年回归前就有，只是现在规模更大。总的来说，两地融合相对平稳。不过，指标不能只看旅游，一年去几趟日本不等于跟日本融合；我更看重生活、文化层面的融合。内地的商业模式、品牌、文化产品、潮流产品越来越多被香港人接受，这才是关键指标。比如香港人越来越多在内地网站网购，内地的影视和明星在香港也有很大市场，这些才是实质性融合。
观察者网：确实。我4月份时隔数年重回香港，发现街头多了不少内地电商广告、奶茶品牌和地方口味餐饮店。更让我惊讶的是，服务态度变好了很多。
以前有个梗，说是在香港购物，“讲粤语打八折，讲英语打六折，讲普通话——打到骨折”；在日常生活中，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如果用普通话和服务员交流，很多会不耐烦地表示“我唔知你讲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这次过去，即使是在人潮涌动的街市食坊，连上了年纪的服务员都会试着用普通话回复，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流畅，口音也淡了很多。这些变化看着细枝末节，但足以说明一些风向。
邓飞：对，世代在更迭，我对年轻人充满期待。越年轻越没有包袱——无论两地矛盾还是“黑暴”，他们没有多少记忆。有记忆的人随着成长也更理性，能清醒判断哪里真有发展机会，哪里纯粹骗钱。那些跑去英国的人，现在就慢慢明白了英国如何把人榨取干净。
观察者网：关于教育层面的融合，您在以往的对话中曾提到，一些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内地游属于“走马观花”，对思想层面的影响相对有限。现在有改善吗？
邓飞：现在教育局下的力度很大，所有高中生都必须回内地交流考察，路线是规划好的，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当代中国内容，既有文科也有理工科，比较全面，不像以前随机安排。走马观花，关键看走什么马、观什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