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1950年6月18日，台北郊外的刑场天刚亮就站满了人。
 
 
蒋鼎文站在那儿，看着士兵端来一碟菜和一壶酒。
 
 
他跟陈仪是几十年的老交情，都是浙江人，都当过国民党的二级上将。
 
 
可今天他得送这位老友上路。
 
 
陈仪瞥了一眼酒食，摆了摆手，声音不大：“不必来，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朝我头上打。”
 
 
陈仪是浙江绍兴人，1883年生，年轻时去日本念了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回国后一路做到浙江省主席，后来又当了八年福建省主席。
 
 
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派他去台湾接收，当了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那会儿在国民党里头，他是数得上号的人物。
 
 
可到了1948年底，解放军越打越猛，国民党败局已定。
 
 
陈仪心里清楚，再撑下去没意义。
 
 
1949年1月，李济深、朱蕴山派人劝他在浙江和平起义，他答应了。
 
 
但他手里没多少兵，就几个保安团。
 
 
他想拉一支像样的部队一块干，就想到了汤恩伯。
 
 
汤恩伯那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手里握着几十万大军。
 
 
更关键的是，汤恩伯是陈仪一手带出来的。
 
 
1921年，汤恩伯想去日本士官学校，穷得连路费都凑不齐。
 
 
陈仪听说后，不光帮了他路费，还答应每年给他五十块钱资助。
 
 
汤恩伯当场跪下磕头拜师，以后的日子对陈仪“事之如父”。
 
 
学成回来，陈仪又把他推荐给何应钦，让他当了第89师师长。
 
 
可以说，没陈仪，就没汤恩伯的今天。
 
 
陈仪觉得凭这份恩情，汤恩伯不会拒绝。
 
 
他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带着亲笔信去上海找汤恩伯，信上劝他别修工事打解放军了，等着迎接解放军过江。
 
 
汤恩伯看了信，没答应也没拒绝，使了个眼色，意思是隔墙有耳。
 
 
那时候蒋介石虽然退到奉化去了，可特务的眼线到处都有。
 
 
他跟丁名楠约了日子说到杭州再细谈，可到了日子人却没来。
 
 
陈仪等不及，亲自给汤恩伯打电话。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是最后一次帮他，让他抓住机会，还要求汤恩伯安排一架飞机送他去解放区。
 
 
汤恩伯推说太危险，要再考虑考虑。
 
 
挂了电话，他转头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把陈仪要投共的事儿全抖了出来。
 
 
蒋介石火冒三丈，1949年2月免了陈仪的浙江省主席。
 
 
没过几天，特务头子毛森带人抓了他。
 
 
被抓那天，陈仪回头对家人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
 
 
押解他的飞机上，他还在跟飞行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了，你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就好了。
 
 
1950年4月，陈仪被押到台湾关在基隆。
 
 
5月，台湾“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判了他死刑，罪名是“煽惑军人逃叛罪”，全部财产没收，只给家属留点生活费。
 
 
有人劝他写悔过书认错，兴许能保命。
 
 
陈仪脖子一梗：“我无错可认，想杀就杀，悔过书我绝不写。”
 
 
汤恩伯听说要枪毙陈仪，急得跑去找毛人凤求情，毛人凤嘴上答应，可蒋介石已经在日记里批了“批准陈仪死刑”。谁来说情都没用。
 
 
行刑那天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去监斩，蒋鼎文跟陈仪交情也不浅，早年蒋鼎文还当小兵时，就通过同乡前辈认识了陈仪，一直尊称他“公侠先生”。没想到最后落到他监斩。
 
 
蒋鼎文让人端了酒食过来，陈仪摆手说不用了，只求他念旧情，交代士兵打头部。
 
 
陈仪被押到刑场时神态从容，大声讲了一句：“人死，精神不死。”枪响了，他倒在刑场上。
 
 
五弟陈铮收殓了遗体，火化后埋在台北县五股乡，墓碑上没刻名字，只刻了他的号——“陈公退素之墓”。
 
 
告发恩师的汤恩伯后来怎么样呢？位子是保住了，可这事儿压在他心里过不去，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起他。陈诚就公开说过一句：“就是他告的密。”
 
 
汤恩伯后来跑到日本去，1954年死在那里。
 
 
陈仪的骨灰在台湾埋了几十年，直到2014年才被家人迁回大陆，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当年那个在刑场上说“人死精神不死”的老人，终究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