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党组织把 30 两黄金交到他手里，让他拿着这笔本钱自行经商营生，具体做什么行当、走什么门路全由他自己拿主意，组织一概不插手干预。只有一条硬要求没有商量余地：但凡组织需要用钱，不管什么时候开口、不管要多少数目，他都必须按时足额拿出来，不能有半分耽搁。
 
谁也没能料到，就靠这 30 两黄金起家，他不光稳稳完成了组织交托的经费保障任务，等到全国解放之后清点上缴资产时，一共交出了足足 1000 万美元现款和 12 万两黄金。
 
1941年皖南事变刚过，国民党翻脸比翻书还快，直接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前线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后方办事处连日常运转都撑不下去。
 
周恩来在红岩村找来了一个叫肖林的年轻人，这个肖林当时26岁，在民生公司当职员，还做过总经理卢作孚的秘书，组织上选中他，就一个原因——懂生意、脑子活、信得过。
 
周恩来跟他交代任务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成了肖林一辈子的紧箍咒：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原则就一条，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没有预算、没有计划、没有上限，只有一个字：给。
 
然后组织上给了他30两黄金，30两搁今天大概值个几十万人民币，在当时够开个小铺子，但离做大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可肖林接了，他跟妻子王敏卿——也是共产党员——辞了职，回到江津老家开了家“恒源字号”商行，两口子既当老板又当伙计，里里外外全靠自己张罗。
 
刚开始做什么？从湖北三斗坪贩土纱到江津卖，再把江津的食糖、柑橘运到重庆销售，起早贪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但生意人的直觉肖林有，有一回他听说四川内江要对食糖加税，税一加糖价肯定涨，他二话不说把江津各商号库存的食糖全扫了，政策一出糖价暴涨，他一把赚了个盆满钵满，就这么一单一单地啃，恒源字号从一个小门面做成了江津、重庆都有分号的商行。
 
到了1944年恒源字号升级成了大生公司，经营范围从土纱、食糖扩到了五金、木材、西药、日用百货，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但肖林从来没忘周恩来说的那句话。
 
从1941年到1946年，只要南方局说需要用钱，肖林二话不说直接给，这些钱有的拿去安抚烈士家属，有的补助困难党员，有的资助进步青年去根据地，更多的时候是变成前线将士的军需物资。
 
没人知道他到底给了多少次、给了多少钱，他只知道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都不是自己的。
 
1946年抗战胜利后新的指示来了：把生意做到上海去，肖林到了上海成立了“华益贸易公司”，名字是钱之光定的——华益，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时候华益公司已经不光是肖林自己做生意赚钱了，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需要转移到上海使用，怎么运？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黄金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刻着“烟台”字样，这东西要是被国民党特务查出来直接枪毙。
 
肖林想了个招——把黄金塞进装花生油的油桶里，油桶混在普通货物里从山东运到上海，到了之后他再找黄金经纪人把小元宝熔了，铸成上海通用的十两金条，就这么一桶一桶地运、一两条一两条地铸，华益公司成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金库”。
 
1947年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撤离，肖林跟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他一边做生意一边等消息，公司不能停，钱还得继续赚，万一哪天组织要用呢？
 
后来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亲自上门接头，刘晓告诉他我有电台能直接跟延安通话，延安那边只回了一句话：业务不要断，继续支持上海党组织，肖林明白了，仗没打完钱就不能停。
 
1948年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特务直奔上海来抓人，肖林接到报警电话连夜转移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他改名换姓继续经营华润公司为党积累资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肖林回来了，他走进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中国纺织品公司，然后做了一件事：他把这些年经营结余的全部资金一分不留全部上交。
 
账目清清楚楚：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30两黄金起家，9年时间变成了12万两黄金加1000万美金，上交那天肖林跟陈毅提了一个请求。
 
他说我想留下三块银元做个纪念，陈毅批了，三块银元就是他全部的个人财产。
 
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钱从你手里过，你就没动过一点心思？肖林没说什么大道理，他只是把这三块银元保存了40多年，1997年捐给了三峡博物馆，如今这三块银元是国家一级文物。
 
很多人知道肖林是因为“30两黄金变12万两”这个故事，但真正让人服气的不是他会赚钱，是那30两黄金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想明白了——这钱不是他的，是组织的，组织什么时候要他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他就给多少。
 
9年时间经手的钱能堆成山，最后他手里剩的只有三块银元，这才是“红色管家”四个字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