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听说宋教仁并没有当场死去，认为一千大洋落了空，心中颇为沮丧，后见到宋教仁的送殡队伍，确认宋教仁已死，便当即跑到应桂馨去讨要暗杀的酬劳。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国内组建政党、召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成主流趋势。
 
宋教仁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凭借清晰的宪政主张，带领国民党在首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按照制度，他极有可能出面组织内阁，掌握行政实权。
 
这一局面触动了不少手握大权者的利益，一系列针对宋教仁的打压、污蔑层出不穷。
 
1913年3月，袁世凯电召宋教仁前往北京商议国事，身边友人多次提醒上海暗藏危险，劝他暂缓北上，宋教仁并未过多防备，按时动身。
 
上海沪宁火车站检票口，黄兴、廖仲恺等人陪同宋教仁准备登车北上，人群里突然窜出一人，近距离朝宋教仁后背连开三枪，一枪命中右肋，子弹穿入腹腔伤及肾脏，此人正是武士英，现场瞬间大乱，武士英借着人群混乱快速逃离车站。
 
随行众人立刻把重伤的宋教仁送往附近铁路医院抢救，医生紧急开刀取出弹头，但伤势过重，期间宋教仁意识清醒，还托付友人处理后事、致电袁世凯，期盼国内宪政能够平稳推进。
 
刺杀消息很快传遍上海街头，武士英逃回住处后，从旁人闲谈、街边报纸得知一个关键信息：宋教仁没有当场身亡，还在医院抢救。
 
当初应桂馨找到武士英行凶时，双方约定酬劳一千大洋，只有确认刺杀目标身亡，才能全额拿到钱款，得知宋教仁没死，武士英认定这笔酬金彻底拿不到，迟迟没有去找应桂馨索要报酬。
 
之后两天，上海全城都在关注宋教仁病情，3月22日，医院传来消息，宋教仁抢救无效离世，年仅三十二岁，上海各界百姓、国民党党员自发组织悼念活动，规模浩大的送殡队伍沿街行进，武士英在街上亲眼看见这支送殡队伍，彻底确认宋教仁已经死亡。
 
确认目标身亡后，武士英立刻动身，直奔应桂馨家中讨要事先说好的一千大洋酬劳。
 
事发第三天，古董商人王阿发前往租界巡捕房报案，此前应桂馨曾拿出宋教仁照片，出价一千大洋雇佣王阿发行凶，王阿发没有答应，看到报纸上宋教仁遇刺新闻，他认出照片中人，当即提供关键线索。
 
巡捕根据线索，当晚先抓到在外逗留的应桂馨，次日安排警员前往应桂馨住宅搜查取证，武士英登门讨赏时，大批巡捕正在屋内清点物证，他神色慌张、行为反常，立刻引起巡捕注意。
 
现场有车站刺杀目击者，当场认出武士英就是当晚开枪之人，巡捕当即把武士英逮捕，搜查过程中，警员在屋内找到行凶同款勃朗宁手枪，还有大量密电、密码本，顺着这些物证，牵扯出幕后联络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案件完整链条就此浮出水面。
 
应桂馨是上海帮会头目，负责出面寻找杀手；武士英为钱财动手行凶；洪述祖居中传递上层指令，密电中“毁宋酬勋”四字，直接证实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暗杀。
 
学界主流认定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幕后最高指使者，二人忌惮宋教仁组阁分权，默许纵容刺杀，是整件政治暗杀的最终操盘人。
 
武士英被捕初期，还试图独自揽下全部罪责，谎称刺杀是个人想法，和应桂馨无关，面对手枪、密电、人证多重铁证，他才承认受应桂馨雇佣，一千大洋酬劳只提前拿到少量定金，是看到送殡队伍确认宋教仁离世，才上门讨要尾款。
 
案件移交中方审理仅八天，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暴毙，关键人证离奇死亡，让案件后续审理受阻，江苏都督随后公开全部搜查得到的密电文件，全国舆论哗然，这件刺宋案直接激化南北矛盾，成为二次革命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1913年这场刺杀绝非私人仇怨，而是围绕民国宪政权力展开的政治谋杀，杀手武士英唯利是图，只为千元大洋行凶，又因贪赏主动送上门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