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请求上海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不料，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政府启动敌伪房产清查接管工作，位于吴淞路466号的一栋三层日式洋楼，作为抗战胜利后没收的日侨资产，被列入统一收回名单，可当房管人员上门清退时，开门的中年女人身后，站着十几个带着旧伤、身形佝偻的男人，场面既蹊跷又让人心酸。

这个女人叫凌维诚，是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孀；身后的汉子们，正是当年名震全国的“八百壮士”幸存老兵，眼看安身之所就要不保，走投无路的凌维诚提笔给新任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

凌维诚没拿英雄家属的身份卖惨，只是平实讲清了这栋房子的来龙去脉，说了老兵们这些年的艰难处境，只恳请政府能让他们继续住下去。

没人想到，这封信的批复来得又快又重，1949年10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明确批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幢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该遗族谢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不仅房子保住了，房捐地税也一并减免。

一套普通的敌产洋房，为何值得市长亲自过问，答案藏在十多年前的战火与信义里。

1937年淞沪会战，谢晋元率四百余名官兵死守四行仓库，对外号称“八百壮士”，硬扛日军四天四夜猛攻，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可战事结束后退入公共租界的他们，随即被缴械软禁，成了“孤军营”。

1941年谢晋元被叛徒刺杀，这支队伍彻底失去主心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冲进营地，将幸存士兵押往各地做苦工，死伤惨重，能熬到抗战胜利的，不过六七十人。

而此时的凌维诚，已经在广东乡下熬了近十年，当年谢晋元送她回乡时，她还是出身上海富裕家庭、学过音乐、会弹风琴的娇小姐，连农活都没碰过，可丈夫奔赴前线，家里老幼七口人全靠她撑着，她硬是咬着牙学会了种田、挑水、割稻，一双弹琴的手磨满了老茧。

丈夫牺牲的噩耗传来时，凌维诚正怀着第四个孩子，天塌下来的时刻，她看着身边的孩子和老人，把眼泪全咽进了肚子里。

1945年抗战胜利，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回到阔别十年的上海，她在报纸登了一则消息召集丈夫旧部，可见面的场景让她碎了心：这些当年在战场拼命的汉子，有的流浪街头乞讨，有的拖着残躯打零工，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国民党政府嘴上盛赞英雄，实际只给了她五万早已严重贬值的法币，连一家人吃饭都撑不了几天，她跑遍各个部门求助，全是推诿扯皮，甚至有人拉拢老兵去打内战，被大伙一口回绝，他们打鬼子义无反顾，绝不对自己人动手。

凌维诚彻底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丈夫活着时把这些士兵当兄弟，现在他走了，自己这个当嫂子的，不能看着他们冻死饿死，她四处托关系、找熟人，费尽周折争取到吴淞路466号这栋空置的日侨洋楼。

二楼给自己和孩子住，三楼分给老兵栖身，一楼对外出租换取生活费，后来她又带着大伙办起“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打上“孤军牌”商标，上海百姓感念八百壮士的恩情，都愿意买他们的东西，这群汉子终于靠自己的双手吃上了安稳饭。

上海解放后，新政府给的远不止一套房子，工作人员挨个登记老兵的伤残情况与技能，给有劳动能力的安排工厂、街道岗位，愿意回原籍的发放路费与安家费；凌维诚自己也先后进入托儿所、服装厂工作，有了稳定收入。

凌维诚一辈子省吃俭用，衣服补了又补，手里有余钱就拿去帮衬有困难的老兵，有人劝她多为自己着想，她总说：“我够用了，这些兄弟跟着团长拼过命，我得替团长照顾好他们。”

这一照顾就是半辈子，1991年84岁的凌维诚在上海离世，子女按她的遗愿，将她与谢晋元合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