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31日凌晨，山西离石，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在睡梦中被自己贴身的卫士开枪打死。事发突然，凶手当场被其他卫士击毙，死无对证。
这是一桩典型的密室式政治谋杀，从表面看像是一场个人恩怨导致的激变，但稍作深究就会发现，
这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次经过精密计算的政治谋杀，其操盘者，正是李生达效忠了十几年的上司——阎锡山。

阎锡山治晋，核心是两个字：控制。
他用人，首重忠诚与乡缘，核心圈层是五台系以及广义上的晋北人。李生达恰恰也是山西人，但他是晋城人，属于晋东南，这就决定了他从一开始便不在阎锡山最核心的那个小圈子里面，他属于被使用也被防备的外围力量。他能打仗，从基层一路升到军长，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但这种能力本身，在阎锡山的权力天平上，既是资产，也是风险。
李生达与阎锡山关系的实质性裂痕，出现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
阎锡山战败下野，一度避居大连，晋绥军由张学良出面进行编遣。这段时期，是考验各派系将领忠心的真空期。李生达的部队被编为陆军第七十二师，他任师长，直接归张学良节制，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控。
更致命的是，李生达在这段空窗期开始与蒋介石方面建立联系。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的惯用手段，就是金钱收买和官职拉拢，李生达这样有实力却非阎锡山嫡系的将领，正是他渗透瓦解晋绥军的理想目标。李生达没有拒绝这种笼络，他与南京方面的往来逐渐密切，甚至在1931年还曾面见蒋介石。这些动向，阎锡山虽然人在大连，但通过自己残留的情报网络和旧部线报，看得一清二楚。
1932年阎锡山重返山西，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重掌军政大权。他以惊人的手腕，迅速整肃内部，重新把权力抓在手里。
对于李生达这类在中原大战后有过“离心”表现的将领，阎锡山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加倍优容，但这正是他处理内部威胁的一贯手法：先稳住你，再寻找拔除的时机。
他任命李生达为第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驻扎晋西离石一带，看起来仍是委以重任。李生达并非没有防备，他把自己最亲信的部队调在身边负责警卫，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他内心恐惧的外化。
两人之间爆发利害冲突，真正的导火索，是1936年初红军东征。
红军渡过黄河，兵锋直指山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援晋剿共”为名，大举开入山西，这对阎锡山来说是比红军更致命的威胁。他既要利用中央军打红军，又要严防中央军借机吞并他的地盘。
在这种极度焦虑敏感的当口，任何与中央军有染的迹象都会被无限放大。李生达时任晋绥军“剿匪”第三纵队司令，负责晋西防务，与中央军关麟征等部配合作战。蒋介石对他的拉拢进入更实质的阶段，不仅有巨额军费的私下输送，还有让他率部脱离晋绥军、单独编为一个军甚至更高建制单位、直接中央化的许诺。
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是具体操办此事的人。这些密电往来与特使穿梭，以阎锡山那套无孔不入的监听和特务系统，几乎不存在完全保密的可能。

对阎锡山而言，局势已不再是猜疑，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一个统率数万精兵、占据战略要地的大将，即将在南京的支持下，把部队变成插在自己腹地的一把尖刀。红军的压力是暂时的，但如果李生达完成中央化，山西的南大门便形同洞开，阎锡山那个独立王国的根基将立刻动摇。
依照阎锡山的行事逻辑，他绝不会等到李生达公开易帜那一天再动手，先发制人、肉体消灭，是成本最低、震慑效果最强的方法。
于是就有了开篇那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李生达死后，阎锡山的后续操作更是坐实了他的嫌疑。
他第一时间派自己的亲信王靖国赶到离石接掌部队。王靖国是五台人，阎锡山铁杆心腹，他到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仔细调查案情，而是火速把全军团级以上军官控制起来，进行整肃，更换密码，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在极短时间内将这支原本与中央暧昧不清的部队，重新牢牢焊死在阎锡山的体系里。
与此同时，阎锡山对南京方面做足了表面功夫，高调请求缉凶，厚葬李生达，优恤家属，亲自致祭。但这些文章掩盖不了实质动作，南京方面当然心知肚明，何应钦等人在内部函电中对个中缘由和幕后主使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当时两广事变正在酝酿，蒋介石无力北顾，只能接受阎锡山给出的说法，默认了这支眼看就要到手的部队重归阎氏麾下。

李生达的死，是阎锡山政治性格一次最彻底、最黑暗的展演。
他不是那种动辄大发雷霆的粗莽军阀，他的统治哲学精密、隐忍、充满算计。他可以容忍你十年，然后在最关键的一天，用最精准的一刀，解决掉酝酿了十年的问题。
李生达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他加强贴身警卫，就是恐惧的表现。
但他错估了两点：第一，他低估了阎锡山系统的渗透能力，以为亲信组成的警卫圈就是铜墙铁壁；第二，他错判了军阀政治的残酷本质。在一个以人身依附和乡土地缘为纽带的体系里，他一个晋东南人，从与蒋介石眉来眼去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以为军队是他向上攀爬的资本，却没看透，在阎锡山眼里，那支军队姓阎，绝不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