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陈诚在东北战场焦头烂额，最终以胃疾为由卸下军政全责，飞回南京。他刚走进黄埔路官邸准备向蒋介石请罪，他的妻子谭祥已经先一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
据侍从人员回忆，谭祥红着眼眶向干妈哭诉陈诚在东北的艰难与委屈······
这一幕看似家长里短，实则是谭氏家族与蒋宋家族深度捆绑，关系非常寻常的写照。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男方主婚人既不是蒋的结拜兄弟，也不是哪一位党国大佬，而是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
谭延闿能够站在那个位置，缘于他和宋家数年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宋美龄从美国归来后，谭延闿与宋家往来极密。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对谭延闿格外赏识，谭延闿便拜倪桂珍为干娘，与宋美龄以兄妹相称。他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至宋宅，与美龄谈”之类的行程，语气家常。当时宋家曾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毕竟谭延闿出身名门，进士及第，又贵为国民政府主席，然而谭延闿的发妻方榕卿于1918年病故，他悲恸之余，曾在妻子去世后表示不再续弦。
据谭家后人及亲近者的说法，谭延闿对亡妻感情极深，方榕卿去世时他在湘南军中，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引为毕生憾事。当宋霭龄受母亲之托出面试探时，谭延闿以不再娶为由婉拒，随即转而力促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
这一推一就之间，蒋宋联姻的最后障碍被打通。谭延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尊，又以干哥哥的身份反复劝说宋美龄及其母亲，终于让倪桂珍点头应允。后来的婚礼上，他不仅是主婚人，更是这场政治联姻的一种担保和润滑。

就在这场婚礼三年后，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猝逝于南京，虽未留下临终遗嘱，但蒋宋对他心中的嘱托，是明了，也是应允的。
谭延闿的发妻方榕卿生有二子四女，最终长大成人的有四个：长子谭伯羽、次子谭季甫，长女谭淑、三女谭祥。谭延闿死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亲自做媒，将尚未出嫁的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诚当时是嫡系中有前途的将领，但家中已有原配吴舜莲，感情早已破裂。蒋当面交代陈诚要妥善处理家事，并直言这是“组庵先生”的遗愿。
陈诚晚年回忆中坦承，这门亲事从头至尾由蒋公与夫人操持，自己感念在心。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完婚，宋美龄以娘家长辈身份打点一切，连新房陈设都亲自过问。从此，陈诚在黄埔系中多了一层别人无法企及的“亲属”色彩，蒋对他从信任升格为一种掺杂家事感的依赖。
对于谭延闿的其余子女，蒋宋的照顾是周密而具体的，且带有鲜明的安置性质。谭延闿长子谭伯羽早年留学德国，毕业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谭延闿去世后，谭伯羽经蒋介石安排进入驻德公使馆任职，1930年代后期参与中德贸易事务，为抗战前的军备采购做了不少实际工作。此后他转入国内经济部门，1940年代担任过经济部常务次长。这一系列安排，若无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与信用背书，在一个论资排辈极严的体系内几乎不可能如此顺畅。
次子谭季甫入交通大学，后赴美留学，1940年代后半期转入外交系统。到台湾后，谭季甫在外交部历任司长、驻外使节，曾派驻多国。
谭延闿的长女谭淑，书法承父亲衣钵，嫁给袁世凯的族侄袁思彦，丈夫仕途平淡，她更多是以谭延闿长女的身份受到宋美龄的礼遇，1949年后迁台，以鬻书自给，虽不涉权力核心，却也无人敢轻易怠慢。

在所有谭家子女中，宋美龄情感上倾注最深的始终是谭祥。谭祥婚后称呼宋美龄为“妈咪”，宋美龄对她几乎有求必应。抗战时期在重庆，宋美龄只要走访陈诚官邸，必定先去谭祥房中说话。
1947年陈诚赴东北履新，谭祥因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留在南京，宋美龄便让她住进自己官邸陪伴。陈诚之所以能在历次派系倾轧中岿然不动，固然是其对蒋的绝对忠诚使然，但谭祥所维系的这层“内眷通道”也起到不小的缓冲作用。当陈诚在东北失利被党政要员群起而攻之时，宋美龄出面缓颊，绝不仅仅是看在陈诚的份上。
蒋介石本人对谭家子侄的态度则更偏重政治遗产的继承与示恩。他深知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以“甘草”著称，左右调和，人脉深厚。妥善安置谭家后人，既是还情，也是一种稳住元老派系的姿态。谭伯羽在经济部门历任要职，谭季甫在外交系统稳步上升，都显示出蒋介石有意让谭家子弟在技术官僚和外交领域延续门楣，却又不让他们触及兵权或核心党务，保持一种有限度的使用与礼遇。

谭家这些子侄最终的结局，也是那个时代落幕豪门的写照。
谭伯羽后来旅居美国，于1982年病逝于华盛顿。谭季甫晚年也选择赴美定居，2002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在美去世。谭淑算是遗老圈中的清流，1981年在台北离世。
陈诚死后，谭祥深居简出，于1989年过世，享寿八十三岁。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安排与照顾几乎没有延续到谭家第三代。谭伯羽、谭季甫的子女大多在海外从事学术或商业，与蒋宋家族不复有直接交集。谭祥与陈诚所生的子女，虽被蒋家视作孙辈亲朋，却也不再具备那种直接影响政治布局的能量。
谭延闿生平最爱讲“天下事，了犹未了”，放在他的家族身上，倒也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