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将领，一生反蒋，蒋介石的毕生死敌。1938年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他，年仅39岁。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失踪。
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负责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方社会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没有逮捕令，也没有公开审讯。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此后不断交涉，得到的却始终是含混答复。后来公开的党史确认，他已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行动出自蒋介石授意。

宣侠父生于1899年12月，遇害时年仅39岁。
这桩秘密杀害常被说为蒋介石报复一个长期反对自己的黄埔学生。

两人确有旧怨，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反对校方以校长权力干预党小组事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他拒绝按要求认错，随即被开除学籍、勒令离校。此事使他成为黄埔一期中极少数公开顶撞校长权威并被除名的人，也让蒋介石很早便记住了这个不肯低头的学生。

可若只看到私人恩怨，便解释不了十四年后那道密令为何会在抗战期间出现。

离开黄埔后，宣侠父没有成为一名靠部队立足的职业将领。
1925年，经李大钊推荐，他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从事文教和政治工作，随军到兰州后参与创建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又进入甘南藏区开展工作。

此后，他在抗日同盟军和华南地区辗转活动。
岗位不断变化，所做的事却始终相近：进入复杂的军政系统，寻找可以合作的人，把零散关系变成能够运转的力量。

宣侠父熟悉黄埔系统，又能与地方实力派、文化人士和青年团体交往。
同乡、同学和旧部关系，到他手里会变成沟通渠道。三十年代，他联络过冯玉祥、吉鸿昌，也赴香港争取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

他未必能决定这些人的最终选择，却能让彼此戒备的力量保持接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人。
1937年，宣侠父奉调西安，后来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西安一头连接国民政府的西北军政系统，一头连接陕甘宁边区，人员、物资和舆论活动都要在这里交涉。

纸面上的合作能否落地，取决于具体经办者是否肯放行。

宣侠父正处在这个位置，他利用黄埔师生和同学关系，与蒋鼎文、胡宗南等人接触，也同陕西地方人士、文化界和青年救亡团体保持联系。1938年，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限制。宣侠父借助自己与国民党军政上层的关系，为服务团争取公开活动空间和经费，使其得以继续演出。

一次具体交涉，实际触及的是谁有权组织青年、影响军官和解释抗战的问题。

国民党当局需要八路军在前线作战，却不愿共产党借合作身份扩大政治影响；可以容忍军事编制的存在，却警惕这种影响进入军队、学校、报刊和社会团体。宣侠父有正式军职、黄埔关系和抗日救亡的正当名义。公开禁止他，容易损伤合作局面；任其活动，他又会不断扩大联系范围。

个人旧怨与防共压力由此在西安汇合。
国民党军警机关加强对八路军办事处及宣侠父行踪的监视，救亡团体受到限制，青年活动空间也被压缩。

宣侠父没有退出，仍与军政人员交涉，替抗日团体争取生存余地。
工作越有成效，他在蒋介石眼中就越不只是一个旧学生，而是一个能够借统一战线改变组织关系的现实威胁。

1938年7月底，秘密手段取代了公开交涉，宣侠父被绑架并杀害，遗体去向长期不明。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多次追问，宣侠父的妻子金铃后来还公开呈请追查。

一个拥有合法身份的抗日干部，就这样被强行抹去。
国共合作仍在继续，这起事件却已表明，合作一旦触及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分配，保护便可能变成监视，交涉也可能突然变成暗杀。

宣侠父的死，不能简化成黄埔校长与学生之间的一场宿怨。

他当年被开除，是因为不肯服从个人权威；十四年后遭杀害，则因为他已证明，自己能够把同学关系、军政身份和抗日诉求连接起来，让更多人进入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要清除的，不只是一个始终不肯低头的人，更是他身后那张仍在扩展的联系网。

1940年，金铃仍在为丈夫的下落和冤情奔走。
她面对的不是一份正式判决，而是一段被故意掩埋的空白。

宣侠父没能看到抗战胜利。
西安街头少了一个不断交涉、联络的人，而统一战线留下了一道裂口：有人需要桥梁渡过危局，也有人在发现桥上走来更多人时，决定先把修桥的人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