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原本是渭州提辖，为搭救金翠莲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后亡命逃亡，走投无路前往五台山剃度出家，法名智深。他并非从小修行，故称 “半路出家”，比喻人中途改行或转业。

征方腊结束后，鲁智深到了杭州六和寺。
宋江劝他还俗做官，又提出让他住持名山大刹，他都没有接受。

一个在五台山屡次破戒、被寺院送走的和尚，最后却在寺中坐化，还被追赠“义烈昭暨禅师”。
寺规始终没有驯服鲁智深，僧人身份却成了他一生唯一没有丢掉的身份。

鲁智深的“半路出家”远不止中途改行。
渭州提辖鲁达剃发以后，武官身份、俸禄和官府保护一并消失；留下来的，是一个不受军府命令约束、也无法被寺院清规完全收编的人。他从官府秩序中退了出去，责任对象随之改变：经略府要求他维持地方秩序，他后来只对眼前受难者负责。

鲁达原在渭州经略府任提辖。宋代边州经略体系兼有军政职能，提辖一类职务负责训练、巡防、缉捕。郑屠能以“镇关西”自居，金翠莲父女却要靠卖唱偿债，渭州的官面秩序已经留下空隙。鲁达绕开衙门，凑钱送走金氏父女，再亲自登门。

三拳打死人命后，提辖立即变成逃犯，一次越职救人切断了仕途。
这场命案的分量不在三拳多么痛快。鲁达原本掌握合法暴力，却只能在职分之外救人；一旦打死郑屠，官府首先追究的仍是人命案。

郑屠受惩，金氏父女脱身，鲁达失去姓名、职位和住所。
继续留在体制内，他必须接受程序对是非的重新裁定；亡命之后，他才保住自己对这件事的判断。

五台山成了身份转换处，赵员外凭与文殊院的关系，为鲁达安排剃度和度牒，“智深”这个法名先解决的是缉捕问题。寺院给了他合法身份，也要求他守戒、坐禅、服从僧团。鲁达吃肉饮酒、打坏山门，数次与僧众冲突。智真长老没有将他逐出佛门，只把他转往东京大相国寺。

寺院承认他的僧籍，却无法把他塑造成循规僧人。

五台山的失败确定了鲁智深此后的道路。他无法回到经略府，也无法长期坐在禅堂。和尚身份没有带来稳定生活，却使他摆脱了家族、官职和财产的牵制。桃花村强娶刘太公之女时，他直接出手；瓦罐寺被崔道成、丘小乙占据时，他也未等待地方官处置。

僧衣在寺中约束他，在寺外给了他介入陌生人命运的空间。
这种自由始终伴随代价。大相国寺让鲁智深看守菜园，他在那里结识林冲。林冲被高俅一系陷害，刺配沧州，董超、薛霸受人指使，准备在野猪林下手。

鲁智深一路跟随，在杀人发生前救下林冲，又护送一程。出手之后，他在东京也无法继续安身。
救一个人，丢一个落脚处，几乎成了他此后行动的固定结果。

野猪林把鲁智深与林冲彻底分开。
林冲有禁军教头身份、有妻室、有家产，面对高俅时不断退让，因为每退一步都还想保住原来的生活。鲁智深已经没有这些东西。提辖职位在渭州命案后断掉，五台山清修也无法维持，他因此能在公差、判决和权势交易同时压向林冲时，直接截断杀人的最后一步。失去退路，使他比林冲更早看清退让的限度。

后来鲁智深与杨志夺取二龙山，再随三山人马归入梁山。他在梁山排第十三位，任步军头领。这个位置仍与早年的军人经历相连，梁山的名次却没有重新塑造他的追求。他参加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所长一直是冲阵、救援和近战，从未经营官位，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势力。

组织不断给他新身份，他始终只使用身份，不依附身份。
招安以后，梁山众人的道路开始分开。有人盼望封妻荫子，有人试图借军功洗去贼名，鲁智深对还俗做官没有兴趣。

征方腊后，宋江提出的官职和住持位置，分别代表朝廷与寺院的正式接纳。
他全部放下，等于拒绝回到任何一套稳定等级中。早年剃度只为逃命，晚年保留僧籍已经是一种明确选择。

“半路出家”常被用来形容中途转业，鲁智深却把这个词走得更远。

他没有学成温顺的僧人，也没有恢复成合格的军官。他在两套秩序之间漂泊，每次遇到具体伤害，便承担出手后的后果。金氏父女获救后他逃离渭州，林冲活下来后他离开东京，二龙山归入梁山后他继续上阵。

别人得到活路，他承担下一次流亡。

六和寺留下了最后结果，鲁智深没有凭战功换官，没有凭名声占寺，衣钵和赏赐归入寺院公用。
他的僧人身份起于遮蔽罪名，终于放弃功名。寺规没有把他改造成另一种人，长期的失去却把他的选择压得越来越清楚：官职可以丢，住处可以换，已经救下的人不能再送回险境。

鲁智深的分量，不在“半路”之后终于像个和尚。

他始终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和尚。渭州命案让他退出官府，五台山把他挡在清规之外，野猪林又让他失去东京容身之处，六和寺则留下最后结论：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人，反而把责任一次次落到具体人身上。

他出家时只为活命，此后每一次失去，才使“智深”这个法名有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