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被枪决以后，他的妻子胡红霞卖掉所有的资产赎回了尸体，不经意间发现丈夫口袋深处的字条，短短的两句话让妻子胡红霞当场崩溃，泣不成声！
纸条很小，上面的字也少得不能再少：“不要厚殓。”
她看完后，整个人再也撑不住了。连日奔波、求人、筹款时强压下去的悲痛，在这一刻全涌了出来。家人后来回忆，胡红霞难过得当场昏厥。
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却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吉鸿昌临死前还在担心什么。他怕的不是身后没有排场，而是怕妻子为了安葬自己，把这个家彻底掏空。
可胡红霞确实已经倾尽所能。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就义。胡红霞赶去领取遗体，对方却不肯轻易放人。悲愤之下，她一头撞向铁栏杆，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
哭和哀求都没有用。她只好拿出居住多年的“红楼”作抵押，又四处筹措钱款，终于凑齐对方索要的数目，把丈夫接了回来。
这座红楼不是一处普通住宅。吉鸿昌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时，曾把这里改成秘密联络站。楼里印刷过抗日刊物，也接待过来往的爱国人士。为了遇到危险时方便转移，他还将客厅原有的几道门改成了七道。
如今，人去楼空。曾经用来联络抗日力量的房子，最后又被胡红霞拿去换回丈夫的遗体。她请来照相师，为吉鸿昌留下最后一张照片。整理遗物时，那张纸条才从血衣里被发现。
“不要厚殓”只有四个字，却比许多长篇话语更沉重。
因为在写下这张纸条之前，吉鸿昌还给胡红霞留了一封诀别信。信的开头是：“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他劝妻子不必过度伤悲，随后谈的全是家里的小事：余下的财产不要分给别人，要留给孩子读书；小儿仍托人在天津照料上学；家中继母已经拜托弟弟们照应，她不必再急着回老家。
这封信加上衣袋里的纸条，其实只有两层意思：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剩下的东西要留给妻儿生活和孩子求学。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胡红霞带着孩子以后怎么过日子。也正因为如此，胡红霞看到那张字条时才会更加难受。她为丈夫舍不得钱，丈夫却舍不得她再吃苦。
这份牵挂并不是临刑前突然出现的。
胡红霞原名胡兰英，毕业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她和吉鸿昌经人介绍相识，1927年结为夫妻。婚后，吉鸿昌为她改名“红霞”，取的是霞光满天之意。
他们没有多少平静安稳的日子。吉鸿昌常年领兵在外，胡红霞既要照顾家庭，也要帮丈夫处理许多隐秘而危险的事情。夫妻二人曾变卖财物，为抗日前线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
吉鸿昌出身贫寒，早年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升为军长。官职越来越高，他对钱财却看得很淡。他让人在茶碗上烧制“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既提醒自己，也用来告诫身边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要求抗日。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吉鸿昌率部北征，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地。
多伦收复后，许多人第一次看到，日伪军并非不可战胜。可同盟军很快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夹击，最终陷入困境。吉鸿昌没有因此放弃，转到天津后继续联络各方抗日力量。
胡红霞知道丈夫走的这条路有多危险。特务经常在住处附近监视，家门外随时可能出现陌生面孔。即便如此，她仍帮助丈夫传递消息、运送物品，红楼里的许多事情，也少不了她的掩护。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商议抗日事务时，遭到特务枪击。他右肩受伤，随后被捕。胡红霞得知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丈夫的性命。
她设法把事情公开，希望社会舆论能够阻止暗杀，又托人寻找关系营救。可11月22日，吉鸿昌还是被押往北平。第二天，仓促的军法审讯开始；到了24日，处决命令便下来了。
从被押往北平到就义，前后不过两天。留给夫妻二人的，只有一封无法得到回复的信。
临刑前，吉鸿昌写下那首流传至今的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面对枪口，他不肯跪下，也不愿背对行刑者，而是要求坐着、正面受刑。
枪声响过以后，英雄的一生停在了39岁。可对年仅28岁的胡红霞来说，真正漫长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1935年春天，吉鸿昌的灵柩被运回河南扶沟故里。两千多名乡亲自发前来迎接。没有豪华仪式，也没有厚重陪葬，只有一路沉默的人群和压不住的哭声。
此后，胡红霞独自抚养孩子，在动荡中辗转生活。她没有让丈夫留下的照片、书信和事迹散失，而是一点点收集、保存，再讲给孩子听。
吉鸿昌留给妻子的，并不是富足安稳的生活，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胡红霞则用后来的岁月，把这份责任守了下来。
人们常记得刑场上的吉鸿昌，却容易忽略枪声过后那个收拾血衣、抵押住房、带着孩子继续活下去的女人。吉鸿昌用生命守住了自己的选择，胡红霞则用一生守住了丈夫的名字。
那张衣袋里的小纸条，看似只谈丧事，实际上写尽了一位丈夫最后的牵挂：他已经无法再保护妻儿，只能留下几句话，劝她省下一点钱，好好把日子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