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评价朱元璋，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老朱这个人哪，“大字不识几个”。

毛主席谈到朱元璋时，留下过两种评价。一面说他是“老粗”，属于不识字也能办大事的人；另一面又写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一个文化底子很薄的人，为什么会被放到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前列？

答案不在他认得多少字，而在他怎样把经验、意见和形势变成可执行的战争次序。

朱元璋早年的确没有受过完整教育。
他出身贫苦，少年时放牛，后来入寺，又四处游方。这样的生活让他远离传统士人的读书道路。毛主席把他称作“老粗”，说的是这种出身，也是借他与那些能诗善文、办事却无力的帝王作比较。

但朱元璋并没有停留在早年的文化状态里。
参加起义后，他不断接触李善长、陶安、朱升、宋濂、刘基等人，听他们谈兵、说史、议政，也开始读书识字。
洪武时期留下的大量诏令和著述，有文臣记录和润色的成分，却足以说明，他后来已经能够处理复杂文书，也能理解经史和制度。
这段变化很要紧。
朱元璋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没读书所以更会打仗”，更不是贫苦出身自动带来的天赋。
他真正突出的地方，是肯学，而且能把学来的东西压到现实问题上。
幕僚可以提出意见，将领可以报告军情，最终仍要有人判断轻重，决定先打谁、后打谁，哪一路必须守，哪一处风险不能碰。

占据应天后，朱元璋面前有两个强敌。
西面的陈友谅控制长江上游，兵力强，进攻性也强；东面的张士诚占着富庶地区，实力同样不可轻视。若两面同时用兵，应天很容易陷入夹击。

朱元璋没有平均分配力量。
他先集中兵力对付威胁更直接的陈友谅，解决西线后，再转向张士诚。攻张时，明军也没有立即猛扑苏州，而是先夺取外围州县，切断联系，逐步压缩其活动空间。
这套打法看上去不够痛快，却很少把胜负押在一次冒险上。
朱元璋愿意多走路、多攻城、多花时间，换取敌人援军减少、粮道受限和外围被拆除。所谓“能军”，并不只是临阵勇猛，更是知道哪一场仗暂时不能打，哪一个敌人必须先解决。

北伐前的争论，把这种特点表现得更清楚。
南方基本平定后，元朝内部又长期争斗，明军连续获胜。
常遇春主张乘势直取大都，这个建议并非没有道理。若行动迅速，大都一旦失守，元朝的统治中心便会崩解。

朱元璋却担心另一种结果，元朝建都已久，城防坚固。北伐军若孤军深入，被拖在大都城下，粮饷可能接不上，各地元军又可能赶来增援。
那时，明军即使兵强，也会在远离根据地的地方承受巨大风险。

他因此提出先取山东，再入河南，并控制潼关方向。山东一失，大都东南屏障被拆；河南被夺，中原交通受到切断；潼关被控制，西北元军东援更加困难。等这些地区逐步落入明军手中，大都便不再拥有完整的战略纵深。
这个方案比直接北上麻烦得多。
军队需要连续作战，运输线也要不断延伸，徐达、常遇春和各路将领承担了艰苦的执行任务。它并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把最大的几项危险分开处理，避免明军在一座坚城下同时面对粮饷、援军和退路问题。

此后的战事大体沿着这一方向推进。明军先平山东，再战河南，控制潼关方向，随后北上。洪武元年八月，元顺帝退出大都，明军进入城中。从北伐出师到攻克大都，时间不到一年。
这场胜利当然不是朱元璋一个人的功劳。徐达的持重、常遇春的突击、各路军队的推进，以及元廷内部的分裂，都是胜负的重要条件。
可朱元璋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没有把将领的勇猛浪费在一次高风险赌博上，而是先把敌人的屏障、援路和纵深一层层拆掉。

毛主席评价朱元璋时，看重的正是这种能力。
他说朱元璋“不识字”，并不是称赞无知，而是在强调，文化资格与办事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朱元璋早年缺少教育，后来却持续学习，能够听取意见，也能够在胜利最容易让人冒进的时候压住节奏。

那两句评价并不矛盾。
“老粗”说的是朱元璋从哪里来，“能军”说的是他后来练成了什么本事。
大都尚未攻下时，他先盯住的不是城门，而是山东、河南、潼关和那条不能断掉的粮道。
等这些地方被逐一控制，进入大都便成了整套战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