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争洛阳撤档了。能拍出《长安三万里》的团队，为什么拍《争洛阳》却票房遇冷？个人建议，把镜头从权谋里抽出来，继续转向唐朝，这次可以去拍刘禹锡与柳宗元。或者谁能把这两位的故事好好搬上大银幕，我一定买单，贡献六张票。

世人初识刘禹锡，多半从一篇《陋室铭》开始。总以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写的是位温厚冲淡的老者，守着一间破屋安贫乐道，像古画里走出来的隐逸贤人。可翻开他的人生才懂，这八个字里藏的从来不是退让，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硬气，是被命运按在泥里，也不肯弯一下的硬骨头。

他是大唐最倔的诗人，除了诗歌，他这一生最厚重的注脚，是那个与他同榜登科、并肩赴梦，又一同跌进风雪里的人——柳宗元。

贞元九年，长安放榜。二十一岁的刘禹锡站在金榜前，指尖扫过自己的名字时，尚带着少年人的傲。唐朝三百年，进士科开考二百六十六次，总共仅取六千六百四十二人，平均每榜不足二十五人，世称“五十少进士”——五十岁考中都算年轻，多少人熬到白头也难沾皇榜边，而他二十一岁便一举及第。

他本以为自己是这届最耀眼的天才，直到目光落在另一个名字上：柳宗元，比他还小一岁，同榜登科。

两个天纵奇才的相遇，像两把剑在长安的春风里碰出清响。他们一样年少赤诚，一样满腹经纶，更揣着同一个补天的梦：

安史之乱后大唐山河日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他们要凭一身才学，把倾颓的世道拉回贞观开元的盛世里去。

此后十年，二人并肩而行，同登博学宏词科，同迁监察御史，从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走到了帝国政坛的中心。同榜的韩愈后来写诗感慨：“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长安人人都知道，朝堂上有一对年轻双子星，前途不可限量。

永贞元年，三十四岁的刘禹锡站在了人生的顶峰。他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掀起“永贞革新”，罢宫市、免杂税、抑宦官、制藩镇，一道道政令雷厉风行，仿佛盛世曙光就在眼前。可这场触及太多权贵利益的革新，只撑了一百八十天，便随着顺宗禅位轰然倒塌。

昔日天之骄子，一夜成了朝廷罪臣。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长安的春风碎了，他们的人生，从此拐进了长达二十三年的风雪里。

朗州地处蛮荒，司马是无实权的闲职，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换作旁人，十年贬谪早该磨平棱角，学会低头。可刘禹锡偏不。

别人见秋伤怀，他偏要写《秋词》，一笔扫尽千古悲秋气：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他说秋天比春天还好，一鹤冲天，连诗情都能冲到九霄云外。哪里像个被贬的罪臣，分明是揣着万丈豪情的少年，哪怕身在泥沼，眼睛也始终望着云端。

他写《浪淘沙》自况：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只把十年颠沛当命运的淬炼。

元和十年，一纸诏书召他回京。十年了，所有人都觉得，刘禹锡该懂事了，该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

可他回长安的第一天，就去了玄都观。看着满观灼灼桃花与熙攘看花人，他提笔就写了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弦外之音再明白不过：满朝新贵，不过是我走了之后才冒出来的角色。

诗是上午写的，贬谪令下午就到了。一句话得罪满朝权贵，他又被一脚踢出长安，这一次，贬去了更远的播州。

播州在今贵州遵义，当时荒僻至极，户口不足五百户，人称“恶处”。更要命的是，刘禹锡身边还有八十岁老母，母子同往无异于送老母亲去死；若留母亲独在长安，便是生离死别。就在他进退维谷时，柳宗元站了出来。

本该赴柳州任的柳宗元，主动上书朝廷：“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请求以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哪怕因此再获罪也在所不惜。这份以命相托的情谊最终打动了御史中丞裴度，朝廷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仍去柳州。

二人一路同行至衡阳分别。柳宗元望着江水写下“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望着好友远去的背影，回他“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他们约定，熬过这一劫便一同辞官归隐，做邻舍翁，诗酒度余生。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

此后十余年，刘禹锡辗转连州、夔州、和州，越贬越远，境遇越来越差。在和州时，当地知县见他是贬官故意刁难，先让他住城南江边三间房，见他毫无愠色，又把他搬到城北，房子缩成一间半，最后干脆给了他一间仅容一桌一床的破屋，坐落在县城角落，破败不堪。

知县以为总能挫挫他的锐气，可刘禹锡站在那间漏风的小屋里，看着阶前青苔、窗外竹影，反倒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房子小又如何？环境偏又如何？心里装着天地道义，这屋子就半点不陋。你想让我低头认输，我偏要活得坦荡自在。

这十几年贬谪生涯，他非但没被苦难磨平，反倒把脚下的土地都活成了诗土。在夔州，他听当地百姓唱竹枝歌，仿着民歌调子写下清新动人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路过西塞山，他望着滚滚长江写下咏史绝唱《西塞山怀古》，道尽人世兴衰：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游金陵时，他作《金陵五题》，一首《乌衣巷》寥寥二十八字，写透六朝兴废与世事无常：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可世事无常里，最痛的那一笔，来自柳宗元。

元和十四年，刘禹锡的母亲在连州病逝。他护送灵柩北归，途经衡阳时，收到了柳宗元去世的噩耗。五年前就在这里，他们笑着约定晚年为邻；五年后，他带着母亲的棺椁重来，故友已化作一抔黄土。

素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刘禹锡，那天“惊号大叫，如得狂病，涕泪迸落，魂魄震越”。他一生不信天命鬼神，可那一刻，他终于读懂了柳宗元在永州雪地里写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万孤独，原来故友早就在字里行间，藏好了一生的寂寞。柳宗元临终前，把幼子柳告和毕生文稿都托付给他，留下一句：“吾儿不孤，吾文不亡。”

刘禹锡收好了故人的遗稿，也收好了这一生的承诺。

宝历二年，刘禹锡终于结束了十四年的贬谪生涯，奉诏回洛阳。算上朗州的十年，他在巴山楚水间，整整被流放了二十三年。

当年鲜衣怒马的少年郎，如今已是鬓角染霜的老人。所有人都以为，二十三年风霜总该把他的棱角磨平了。

可他回长安的第一件事，还是去了玄都观。

当年的千树桃花早已荡然无存，庭院里长满青苔，种桃的道士也不知去向。他笑着，又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你们当年把我踩进泥里，想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可你们看，一个个都消失在时光里了，我刘禹锡，又回来了。

他还特意给这首诗写了题记，最后落了四个字：以俟后游。意思是，我还会再来的。大不了再贬我一次，等你们都死光了，我再回来写第三首。

这就是刘禹锡。二十三年贬谪，没磨掉他半分傲气，反倒让他的骨头越磨越硬。当年把他贬出长安的人，都熬不过他；当年想让他低头的人，都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他就像海浪中的礁石，任惊涛骇浪一遍遍拍打，始终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后来刘禹锡被派往东都洛阳，做了个分司闲职。在这里，他遇见了同样历经贬谪的白居易。两个年少成名的天才，两个被命运磋磨过的老人，在酒桌上相遇。白居易端着酒杯为他抱不平，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二十三年啊，太苦了，你太委屈了。

可刘禹锡端起酒杯，朗声回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沉舟侧畔，自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依旧万木争春。我这点挫折算什么？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希望永远都在。

白居易字乐天，一生以豁达自居，可到了晚年也忍不住叹老嗟衰。他写《咏老赠梦得》给刘禹锡，说自己眼涩头慵，连梳头都懒得动，老了，不行了。

刘禹锡看完，提笔回了一句，震铄千古：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老了又如何？夕阳的霞光，照样能铺满整片天空，比朝霞还要绚烂。

他从来不是不苦、不是不痛。二十三年流放，半生颠沛，故友凋零，壮志未酬，他怎么会不难过？可他偏不肯把自己活成悲剧。苦难来了，他就嚼碎了咽下去，化成骨血，化成底气，化成抬头看天的勇气。

在洛阳的那些年，他一边和白居易诗酒唱和，一边守着对柳宗元的承诺：他花了二十多年一字一句校订故人文稿，编成《唐柳州刺史柳君集》，让柳宗元的文章流传后世；他悉心抚养柳告长大，教他读书做人，亲手看着故人之子考中进士。

柳宗元临终那句“吾儿不孤，吾文不亡”，他用余生，一字一句兑现了。

会昌二年，七十二岁的刘禹锡在洛阳病逝。此时，距离柳宗元去世，刚好二十三年。

他这一生，有三个二十三年：与柳子厚从相识到永别是二十三年，在巴山楚水间颠沛流放是二十三年，替故人守诺抚孤编集，也是二十三年。

这样的故事，它藏着中国人最认的风骨与情义，是古代版的《给阿嬷的情书》，若能好好搬上银幕，该是比《长安三万里》更戳人的一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