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的一天，还是土匪的陆荣廷看上了“水路强人”谭亚雄的女儿。那天他趁谭家女儿出去买酒，把她抢了去。没想到，谭家女儿被抢后，心甘情愿做了“压寨夫人”。


广西龙州水口圩，陆荣廷已经带着几个弟兄在渡口边的榕树底下蹲了半晌。


那一年他三十出头，手下聚拢着几十号人，没有官名，只有一身粗布短打和几杆汉阳造。这一带的人叫他“陆大”，也有人背地里喊他土匪。


他心里清楚，自己这伙人在官老爷眼里是匪，在法国人眼里是寇，但在这一亩三分水上，他们得活着。


当时的广西边地，法国人修铁路，清政府收税，老百姓夹在中间，能拉得起队伍的，手里都得有几分真功夫。


离渡口三里地，住着谭泰源。这老头子手里有几条船，管着水面上的过路财，旁人给面子，叫声“谭爷”。


谭泰源有个女儿，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平日不怎么出门，但渡口就这么大，谁家有几口人，陆荣廷门儿清。


他看上这女子，倒不是听了一耳朵的闲话，而是前个圩日，他远远瞧见她蹲在江边洗东西，手腕一翻，把一件湿衣裳拧得滴水不漏，那动作带着股麻利劲。


陆荣廷当时蹲在船头抽烟，眯着眼看了很久，烟灰烧到手才回过神。


那天谭家正办小事，缺了酒，谭家女儿挽着竹篮出门，篮里躺着几个铜板。


她穿一身黑土布衣裳，裤脚挽到小腿，露出一截草鞋带子。水口圩的烧锅店开在渡口西头，她得穿过一片芦苇荡子。


风一吹，芦花飞起来，遮住了一半的视线。江面上泊着几只鸬鹚船，船老大正在舱里打盹。


陆荣廷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的手，他从榕树后闪出来，没吹哨子，也没喊叫，只是挥了挥手。


两个弟兄猫着腰窜出去，一人架胳膊，一人捂嘴。


谭家女儿手里的竹篮翻在地上，铜板滚进泥里，那只准备打酒的葫芦从手中滑脱，“咕咚”一声掉进江面，浮了两下，顺着水漂走了。


她瞪大眼睛，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腿却被人一抬，整个人就被架上了藏在苇丛里的小船。


陆荣廷最后一个跳上船，竹篙一点，船身离了岸。整个过程快得像江面上的鱼鹰叼走一条鱼，岸边的芦苇晃了晃，又安静下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船到了江心，弟兄们松开手，退到船尾去，背对着他们，假装看水。


谭家女儿没有扑腾，也没有哭喊，她先低头看了看自己被泥水弄脏的裤脚，皱了皱眉，然后盘腿坐在船板上，抬手把散乱的头发抿到耳后，这才抬眼看向陆荣廷。


江风吹得她衣摆贴在腿上，她忽然开口，声音没有抖：“你们这劫人的路子，倒比劫船还熟。”


陆荣廷正撑着船，没想到她先说话，愣了一下，闷声回道：“不劫你，你也得嫁别人。不如跟我。”


她冷笑一声：“跟你住山洞？”陆荣廷把竹篙往水里一杵，水花溅起来：“我有瓦遮头，有米下锅，不抢百姓，不亏你。”


说完，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油纸包，里头是两个还温着的糍粑，递了过去。她没接，但也没骂。


船靠了岸，陆荣廷伸手要扶她，她没有搭手，自己抓着船舷跳上岸，动作比他还利索。


山寨是几间吊脚楼，藏在半山腰的竹林里，楼板下头养着鸡，夜里能闻到竹子和牲口粪便混在一起的气味。


底下的人杀了只鸡，烫了壶酒。陆荣廷搬了张缺了角的方桌，摆在楼板上，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直晃，他给她盛了碗饭，肉堆在上头。谭家女儿拿起筷子，没有急着吃，而是问：“我爹要是带人打上来，你怎么办？”


陆荣廷往嘴里扒了口饭，嚼了两下：“让他来，水来土掩。”她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低下头扒饭，碗里的饭粒被她吃得一粒不剩。


她在寨子里住了下来，头几天不说不笑，只是四处走动，把弟兄们乱扔的草鞋收拢到一处，又让人在吊脚楼后头挖了个排水沟。


有弟兄背后嘀咕，说这女人胆子大。她听见了，回头瞥了一眼，那弟兄立刻闭上嘴。


陆荣廷在外头跑码头，回来总有一口热饭，一双干净的草鞋放在床底下。她没问过他哪一天会死在哪条水沟里，他也没提过让她走。


后来谭泰源确实带人找了过来，但也没有真打，或许是知道陆荣廷的底细，或许是看着女儿自己站在寨门口，神情平静，甚至还给老父亲递了碗茶。


谭泰源喝了那碗茶，叹了口气，撂下一句“女大不中留”，便带着人下了山。陆荣廷站在她身后，想说什么，她回头瞪了他一眼：“愣着做什么？送客。”


就这样，谭家女儿留在了山上，她没再提过走，把吊脚楼里的杂务收拾得井井有条，弟兄们得了她的眼色，规矩也收得更紧。


几年以后，陆荣廷接受招安，脱下短褐换官服，谭氏也一直跟在他身边，从山寨里的妇人，变成了官邸里的太太。


水口的老人后来提起这事，总说那天漂在江面上的酒葫芦，怕是龙王的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