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之后只携带一本《曾国藩家书》,悄然前往香港。
眼见大势已去,如果继续交战,麾下两万多名士兵难免要承受无谓的伤亡。他没有逼迫部下继续作战,给各级军官发放通行路条,任由大家自行选择去向。
之后他亲自前往监狱,将十七名政治犯全部释放,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包装成起义行为,只说明属于个人决定,还给获释人员指明了解放军接收站的位置。
离开之前,他交出配枪,烧毁军部文件与士兵花名册,和自己的军旅身份做告别。临走的时候,还给站岗哨兵两块银元,劝对方放下武器回乡谋生。那本随身携带的《曾国藩家书》当中,夹着岳父张治中的留言:顺势而为,勿累苍生。
过往看待乱世将领,很多人习惯只用死战或者起义两个标准去评判。周嘉彬走出了不一样的路,主动放弃兵权,尽可能减少流血,顾及普通士兵与囚徒的安危。但自行解散部队、抽身离开,没有归入任何一方阵营,这种做法,也自然存在不同的看法。
身处巨大的时代洪流里,个人选择很难做到两全。他不愿让更多人为已经注定的败局付出生命代价,却也没有选择站到新的阵营,以远走他乡的方式完成退场。
乱世之下,军人的取舍往往充满矛盾,立场道义和万千普通人的性命,常常摆在天平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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