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中，美国人对中共的认识，是比较友善的。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罗斯福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了他的口信：
“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
对此，戴普莱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
在中国的谢伟思也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
事实上，中共对于美国也是友好的、坦诚的，故有美军观察组、赫尔利的延安之行，甚至，毛泽东还曾亲自写过信给罗斯福。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始于赫尔利的欺骗——赫尔利跑到延安，先与毛泽东签订延安协定，再跑回重庆，可没过两天，就完全翻脸——这种使得毛泽东等人对美国人产生严重的“言而无信”的“不信任感”。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书与该社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为一套书，共同组成中共党史版“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