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大唐第一聪明宰相！临死前断言：我死后全家必死，一招妙计救满门。

快死的人通常只剩交代遗言的力气。姚崇不一样，他临死前最后一件事，是给仇人设了一个局。

他把儿子们叫到床边，只说了几句话：我死之后，张说必来吊唁。你们把家里最贵重的珍器古玩全部陈列出来，张说见了必然动心，他若开口，给他。等他拿了东西，立刻请他为我写墓志铭，写完即刻进宫呈给皇帝，一刻不得耽误。

儿子们一头雾水。这几句话，后来救了整个姚家。

要搞清楚这件事，先得搞清楚姚崇和张说的恩怨。

姚崇，字元之，是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都倚重过的宰相，先后三度拜相。在那个政治地雷遍地的年代，能在三个皇帝手下都站稳脚跟，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但让他真正立住名头的，是一件有点大胆的事。

唐玄宗即位之初请他出山，他没有立刻接受，当场提出了十个条件，不是待遇问题，是施政纲领：边境不打没把握的仗，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许插手官员任免，允许臣下直言批评，严格依法办事……

十条，一一报上去，等着皇帝表态。这叫"十事要说"。

哪有臣子拿着条件单去跟皇帝谈的？玄宗当场全部答应，此后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史称"开元盛世"，姚崇是这段历史里绕不开的一个人。

他还干过一件更离经叛道的事。

开元年间爆发大规模蝗灾，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上天降罚，不可捕杀，否则触怒神明更遭报应。姚崇偏不信这套，力排众议，下令大规模捕蝗烧蝗，保住了当年的庄稼收成。

从这两件事就能看出，这个人不迷信，不怵权，见识和胆气都在。

张说，字道济，同样是玄宗朝的重臣，文章写得极好，后来也官至宰相。两人在政治上数度交锋，其中有一次，姚崇趁张说失势借力打力，直接把他踢出了京城。

张说这口气吞了下去，没有忘记。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知道张说在等什么。张说等的不是噩耗，是机会。

姚崇的儿子们在朝廷有职位，以张说当时的地位和他记仇的性格，姚崇一旦走了，要找这些人的麻烦，不需要费太多力气。

明的不好动，暗的一样能让人一辈子翻不了身。

一句话压下去，一个案子扯进来，足够了。姚崇在病榻上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活着还能压一天，自己一旦没了，儿子们的处境不容乐观。

所以他出了这道题。

按唐朝礼制，朝廷重臣去世，同僚须登门吊唁，此为惯例。张说若不来，显得失礼，他必定露面。

姚崇的儿子们照父亲吩咐，把家里收藏的珍玩古器全部陈列出来，摆在灵堂四周，看起来像是一场展览。张说来了。

他是文人出身，平生一个毛病人尽皆知，喜爱珍奇之物，见了好东西眼睛就挪不开。

进门一扫，神情便不对了。东看看，西摸摸，话里话外，意思已经不在吊唁上。姚家人不动声色，顺势开口：张公若有中意的，请随意取用。

张说没有多客气。

就在他取了东西、正要起身告辞的节骨眼上，姚崇的儿子们恭恭敬敬拦住了他：先父生前最钦佩张公的文章，如今阖家只有一个心愿，恳请张公为先父写一篇墓志铭，留于后世，也算了了先父遗愿。

人家刚收了礼，张说实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只好应下来。

墓志铭写成了。笔下满篇褒扬，姚崇如何勤勉，如何廉政，对社稷如何居功至伟……没有一处留余地，写完是一篇堂堂正正的颂词。

姚崇的儿子们接过这篇文章，当天便进宫，将其呈给了唐玄宗。

玄宗读罢，龙心大悦，随即下旨对姚家厚加抚恤，礼遇有加。张说事后得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沉默了很久。

据史料记载，他对身边的人发出一声长叹：我不如姚元之多矣。

等他想明白的时候，局已经收了。从他接过那件器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踩进了套里。写了满篇好话，便没有立场再出手；收了人家的东西，便没有理由拒绝动笔。

呈给皇帝的那一刻，张说在明面上变成了替姚崇盖棺定论的人，此后再动姚家，是自打嘴巴，是对皇帝的欺瞒，是把自己推进险境。

两步棋，一前一后，把他的手脚锁得严严实实。

他赢了政治场上多少局，最后却败给了一个已经咽气的人。

这件事被司马光写进了《资治通鉴》，他觉得值得流传，是有道理的。开元盛世再繁华，宰相之间的暗流从来没有停过。

身后名、子孙命、政治遗产，全是牌桌上的筹码，死了也要算。

这不是腌臜事，是彼时权力圈的运作规则，从来如此。

姚崇三度拜相，替大唐盛世打下了半壁地基，走的时候，顺手把身后的隐患也料理干净。旁人临终托付的是遗产，他托付的是一盘棋。

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只算眼前，他算的是人性，算的是人心，算到了自己不在的那一天，这才是"大唐第一聪明"真正配得上的注脚。

【主要信源】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相关条目，中华书局，1956年
刘昫等《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
欧阳修等《新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1975年
吴兢《贞观政要》，开元政事相关记述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