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身着便服、端坐如松、气度不凡的老者正是咸丰九年殿试拔得头筹的状元公孙家鼐，孙家鼐还是光绪皇帝的授业恩师。帝师之尊，远非寻常文官所能企及，其地位与礼遇自有独到之处。
其一，赐座听讲，独享殊荣。晚清文武百官觐见天子，非跪即立，断无就座之理。然而帝师授课时却截然不同——御座书案右侧专设一座，准许其安坐而教。这一张座椅，看似寻常，实则意义深远，唯有肩负教导君王之责者方可就座，满朝文武再无第二人享此待遇。君臣之礼与师生之谊，在这一方座位的安排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二，准戴眼镜，恩遇殊异。帝师在御前讲书时若目力不济，可戴眼镜授课，这被视作格外恩典。换作其他臣工，不论年迈眼花需用老花镜，还是天生近视离不开镜片，只要面见圣驾就必须将眼镜摘掉。若有人胆敢戴着眼镜面君，则会被斥为"失仪"，轻则受责，重则降罚。眼镜之戴与不戴，看似细枝末节，却是君前礼仪中不可逾越的规矩。帝师独蒙此恩，足见天子对授业之师的敬重。
其三，身后谥号，极尽哀荣。帝师若一生品行端正、无重大过失，百年之后有望获赐"文正"谥号。"文正"二字，乃朝廷对文臣一生功过盖棺定论时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分量极重。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七年，获此谥号的文臣仅有八人。除曾国藩一人以军功勋业受此殊荣外，其余七位皆有帝师之身份。可以说，"文正"之谥与帝师之职，在清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孙家鼐正是这八人之一。他不仅以状元之才入仕，以帝师之尊辅佐光绪，更在暮年受命执掌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之人。在他去世后，朝廷赐谥"文正"，他也就此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后一位获此至高谥号的文臣。状元及第、帝师之尊、大学堂之首任、文正之谥——这四重身份集于一身，在晚清风云变幻的历史长卷中，孙家鼐的名字注定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