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怪癖甚多。有一次他穷得身无分文，便给朋友汪允宗写了一张纸条：“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煙。”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章太炎和他的敢死论｜章太炎逝世九十周年）

1924年，苏州，章太炎坐在书房里，面前铺着一张雪白的宣纸。

他提起笔，右手抖得厉害。笔尖悬在纸上方，迟迟落不下去。

啪嗒一声，一滴浓墨掉在纸上，晕开一团触目惊心的黑。

他想再写一个字，就一个字，可那支跟了他一辈子的狼毫，重得抬不起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只抖个不停的手，目光平静得可怕，像在看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东西。

妻子汤国梨端着药碗进来，脚步很轻。

他还是听见了，他没有回头，盯着墙上那本翻旧的日历，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汤国梨听完，手里的药碗差点没端住，眼泪唰地下来。

12年前的1913年，章太炎51岁，汤国梨26岁。

蔡元培做媒，要把这个年轻的女校长介绍给章太炎。

消息传出去，整个上海滩炸了锅。

1913年6月15日，他们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了婚礼。

婚后汤国梨辞去女校校长职务专心操持家务，将那个冰冷空旷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夜深人静章太炎在灯下奋笔疾书，她在一旁研墨理稿。

他写完一篇痛骂军阀的文章，第一个读者总是她。

那些曾经嘲笑章太炎的人都闭上了嘴，婚后的他非但没有身体被掏空，反而精神矍铄文思泉涌。

从1913年到1923年这十年间是他学术创作的又一个高峰，那团心火果真被重新点燃烧得无比旺盛。

只有汤国梨在夜深人静时看着丈夫日渐增多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心中隐隐泛起不安。

那个12年的约定像一根看不见的弦绷在她心上。

1923年秋天，一家人已经定居苏州。

章太炎在自家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授课，前来听讲的学子络绎不绝。

但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发生。

一次晚饭他讲起一桩民国旧闻讲到一半突然卡住，一个关键人名怎么也想不起来。

还有一次他给远方朋友写信写到一半停下来对着信纸发呆，说我忘了要写什么。

汤国梨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她发现他提笔时手指会偶尔颤抖，走路步伐变得迟缓，讲学一个时辰便会面露疲态。

那团燃烧了11年的心火，开始摇曳。

1924年夏天，章太炎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

他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在书房枯坐一天。

曾经堆满文稿的书桌上空空荡荡，他已经很久没有动笔写过一个字。

不是不想写，窗外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有太多人和事需要他去发声。

可是他不能写。

1924年6月，从这一天起章太炎彻底放下了笔。

那个嬉笑怒骂指点江山的章疯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每日在园中静坐读书看日出日落的沉默老人。

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神情却一天比一天安详。

他仿佛已经完成了所有使命，正在静静等待最后的召唤。

章太炎这个人，学问大，怪癖也多。

他嗜烟如命，一天能抽上百支，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断了烟。

有一回他穷得身无分文，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翻不出来，烟瘾却犯。

他提笔给朋友汪允宗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煙。

同住的蒋维乔看到纸条内容，觉得不可思议，问他既然都开口借钱了，为何不多借几元。

章太炎认真答道，与此君不过两元交情，多则恐怕不会答应。

在章太炎的世界里，连借钱都有精确的交情额度，多一分都不逾矩

又过了12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享年67岁。

他去世前一天汤国梨一直守在床边。

他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指了指书桌的一个抽屉。

汤国梨打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个小木盒。

打开木盒，里面静静躺着一张宣纸，正是1924年那天被墨迹玷污的那一张。

上面只有一个巨大的墨团，和一个颤抖着写下却未能完成的字。

那是一个国字，只写了一半。

汤国梨将那张纸紧紧贴在胸口，泪水再次浸湿了衣襟。

她终于明白，丈夫最后的平静之下埋藏着何等深沉的至死也未能放下的遗憾。

他不是不痛，只是他选择了一个人默默承受了所有。

他为这个国家燃尽了最后一丝心火，他所求的不过是再多12年，能为这个他深爱的土地再多呐喊几声。

斯人已去，唯有那半个国字和那个持续了12年的悲壮约定，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