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待外宾，结束后周总理觉得饿了，就对卫士说，咱们吃点便饭吧。那就是一顿很简单的便饭，吃完卫士一算账，总共是2元8角。每次卫士都付钱的，可这次他竟然忘了。

说起来那天的外事活动可不轻松，周总理从下午一直忙活到天擦黑，送走外宾之后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疲态。那时候总理的工作节奏，搁今天的人身上怕是扛不住几天，上午在中南海批文件，中午赶场子会见外宾，下午接着开会，晚饭经常是拖到八九点才扒拉两口。那天在北京饭店，总理跟前前后后的工作人员说“都饿了吧，就在这儿随便吃点”，语气随和得很，就跟家里长辈招呼晚辈吃饭一样。

说是“便饭”，搁现在的人眼里那真叫一个寒碜，没大鱼大肉，就是几样家常菜，米饭管够。可别小看这2元8角，放在那个年代也不算小数了。七十年代北京的物价，全聚德一只烤鸭八块钱，东来顺一盘涮羊肉两块，肉饺子一斤一块四。总理这顿饭两块钱出头，差不多顶普通工人两三天的伙食费了。但总理从来不讲价、不要优惠，该多少是多少，绝不含糊。

卫士张永池跟了总理不少年头了，平时办事利索细心，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忙了一天脑子发木，也许是惦记着回去还有事，算完账心里记了个数，脚底下却跟着总理往外走了。上了车还没坐稳当，总理就扭过头来问：“饭钱给了没有？”

张永池一拍脑门，“哎呀”一声，脸唰地就红了。总理当时就有点火了，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赶紧给我送去！公私要算清楚，不然怎么行？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张永池二话没说跳下车就往饭店跑，把钱补上了。

这事儿搁在一般人身上，可能觉得多大点事啊，不就两块八毛钱嘛，回头再给不就行了？可总理不这么看。在他的观念里，公家的便宜一分都不能占，个人的账一分都不能欠。他随身带着公私两本账，公是公、私是私，界线划得清清楚楚。不光是吃饭，用车也一样，去民主人士家串个门、到宾馆看个朋友，回来都得让司机记上油钱，从自己工资里扣。有人觉得这是“斤斤计较”，可恰恰是这种“斤斤计较”，才让他在老百姓心里立住了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说实话，今天再回头看这个故事，我心里是有些感慨的。两块八毛钱，放到现在连杯奶茶都买不着，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总理连这点小账都不肯含糊。反观现在有些人，公款吃喝一顿饭成千上万不心疼，出差住酒店恨不得把能报销的全塞进去。不是账大账小的问题，是心里那根弦松没松的问题。

总理那辈人为什么让人怀念？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透出来的那股子认真劲儿，对自己认真，对规矩认真，对老百姓的信任认真。两块八毛钱，搁今天看真不算什么，可总理较的那个真，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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