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曾经反复讲过，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总有种思维定式：打仗前先算谁占理、谁先动手，怕背上“挑起战争”的黑锅。结果呢？往往让对手先占了便宜，自己吃大亏。凡损害我国利益的国家我们要学会主动出击。
 
戴旭过去谈国防问题时，经常把目光放在一个词上，主动权。2014年11月4日，他在齐齐哈尔大学参加“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谈到甲午战争等历史问题时，就把国家意志、战略判断和民族精神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十四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放到一起看，有些教训并不复杂，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暂时处于弱势，而是局势已经开始变化，自己仍把大量时间花在等待、观望和寻找一个毫无争议的出手理由上。
 
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是一个绕不开的例子。当时北洋舰队12艘参战军舰损失5艘，其余7艘不同程度受创，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浴血奋战。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到前线将士头上。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日本已经持续扩军并把矛头指向中国利益时，清政府为什么始终没有形成足够统一、足够坚定的国家应对体系。
 
到了战场上再想补救，往往已经来不及。1931年9月18日留下的教训更加沉重。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柳条湖附近铁路，随后攻击北大营和沈阳。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方针，外交上把希望更多寄托于国联。结果国联虽然多次开会并形成决议，却没有阻止日本继续侵略，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陷。
 
历史写得很清楚，只有道义上的正确，却缺少能够让侵略者停手的现实力量，公道不会自动来到家门口。今天再谈“主动出击”，显然不能理解成见到矛盾就开枪，更不是把主动制造战争当成国家战略。
 
现代竞争手段早已不只存在于战场，外交交涉、海上执法、军事戒备、法律反制、产业安全、科技自主以及经济措施，都可以成为争取主动的重要工具。
 
真正成熟的主动，是对方刚开始试探时就有回应，对方试图一点点改变局面时就有办法阻断，而不是等利益已经受损，再研究如何追回损失。
 
2026年的一些公开行动就很有代表性。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橡皮艇接近中方巡逻艇。
 
 
中国海警随后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和对等反制等措施，并明确表示将持续依法开展维权执法。这里没有把问题拖到无法控制之后再处理，而是在一线直接管控风险，同时保持执法的连续性。
 
到了8月14日，针对美国国务院就黄岩岛有关问题发表的言论，外交部再次明确，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维护权益并不只有军舰和战机一种办法，行政管理、生态保护、海警执法、外交交涉同样可以把主权主张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2026年8月5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并涉及台湾问题。中方随后明确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同时批评日本加速军事建设、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等动向。
 
仅仅十天后，8月1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向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交纳祭祀费，部分日本内阁成员前往参拜。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并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和亚洲多国造成深重灾难，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出现错误举动，同时推进军事扩张，只会让周边国家更加警惕。对这种涉及历史认识和安全政策的消极趋势，中国没有必要含糊其辞，更不能因为担心日方指责就放弃应有的立场。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2026年7月30日，国防部在回应台岛有关军事活动时明确指出，解放军在相关海空域开展活动天经地义，具体如何组织自有安排。
 
面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保持足够的军事能力和常态化准备，本身就是阻止局势滑向危险方向的重要办法。从晚清走到今天，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国家实力和可运用的政策工具早已不同。
 
真正需要丢掉的，是那种凡事一定要等别人把第一步、第二步甚至第三步走完，自己才开始行动的旧习惯。和平当然要争取，规则当然要遵守，外交当然要谈，但维护国家利益同样需要预判、准备和行动。
 
一个国家最稳妥的状态，从来不是手里什么办法都没有，然后期待别人保持克制，而是拥有足够多的手段，却能够根据局势准确选择。该交涉就及时交涉，该执法就依法执法，该反制就果断反制，该加强战备就把准备做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