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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天,上海市公安局情报主任胡均鹤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刚进公安部大门,

1954年秋天,上海市公安局情报主任胡均鹤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刚进公安部大门,迎接他的不是热茶和奖章,而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胡均鹤这人,说来话长。他1907年生在江苏吴县甪直镇,爹走得早,娘靠帮佣拉扯他长大。十四岁就跑到上海讨生活,酱油店里当过学徒,洗衣坊里烫过衣裳。1925年五卅运动把他卷进了革命的洪流里,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入了党。那会儿他是真能干的,二十出头就做到了共青团中央的骨干,还去过莫斯科开会。

可1932年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那年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起初也硬气,甚至想过吞针自杀。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听了大叛徒顾顺章的主意,改用攻心战术,拿着伪造的党内刊物,指着上面“开除胡均鹤党籍”的字样告诉他,你的组织早就把你当叛徒了。一边是信仰崩塌,一边是怀着孕的妻子赵尚芸,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他扛不住了,签了自首书。

这一签,就再也回不了头。他转身投了国民党中统,当上了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1939年又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抓了,面对李士群的威逼利诱,再一次变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了他十年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给共产党接管添乱,把狱中犯人统统放了。胡均鹤出来以后,通过妻子联系上了潘汉年。那时候潘汉年正为上海错综复杂的潜伏特务问题发愁,国民党中统、军统在上海留下的暗桩盘根错节,没有熟悉内情的人带路,根本无从下手。胡均鹤主动交出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密密麻麻上千个名字和代号。凭着这份沉甸甸的名单,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他被“逆用”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短短几年,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务,端掉了一百多部秘密电台。那段时间,他穿着干部制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若定,似乎真把过往的污点洗刷干净了。

可历史旧账翻起来比翻书还快。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来,他的叛徒履历被重新翻了出来,军装收了,主任的职务也撤了。他回到家里,在屋里来回踱了半天步,跟妻子说了句:“看来共产党还是信不过我……”老婆劝他多点耐心,他没再吭声。

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饶漱石倒了台。曾经批准任用胡均鹤的饶漱石被加了一条新罪名,上海公安局长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这股风一路刮下来,胡均鹤怎么可能躲得开?他接到去北京汇报工作的通知时还满心期待,以为三年的冷板凳终于熬到头了。哪知道刚迈进公安部的大门,两个便衣就靠了上来,手铐直接扣在了手腕上。

这一关就是二十八年。他在山西的劳改农场里砸过石头、垦过荒,腰累弯了,手指冻裂了就用布条缠上。同屋的人说,这老头话不多,干活从不偷懒。晚上躺在通铺上盯着天花板,听窗外北风刮过树梢的声音。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潘汉年因为没有向组织汇报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事,1955年也被逮捕了。而胡均鹤本人,恰恰是那次会面唯一活着的见证人。

说到这儿,我倒是想多说几句。胡均鹤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投机,从共产党到中统,从中统到汪伪,从汪伪又回到共产党这边。每一次转身都是为了活命,每一次投诚都带着算盘。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在1949年之后的上海反特工作中立了大功。你说他是功臣还是罪人?站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答案完全不一样。1954年抓他,是因为他的历史太脏;1982年给他平反,是因为他后来的贡献确实摆在那里。历史从来不跟你讲情面,它只看你在哪个节点上做了什么。可问题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段人生,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账该怎么算?

1983年,胡均鹤因身体原因保外就医,后来经儿子申诉获得平反,作为离休干部被安排在上海公安局老干部处。1993年3月病逝。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比潘汉年长寿得多,潘汉年1977年就在狱中去世了,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

那副1954年秋天扣在他手腕上的手铐,锁住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段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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