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医生出身的切·格瓦拉扔了安稳日子，钻进山里带小队闹革命。

叛徒一卖，政府军围上来，他腿上挨枪被拖进破学校。

审他，闭嘴不吐半个字。次日秘密枪决，挨了一串枪子。

切·格瓦拉，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

他出身显赫权贵。

优渥的家境没有养出温室里的阔少。从小患有的严重哮喘，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他考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按部就班，他本该成为上流社会体面的医生。

但二十三岁那年，一场横穿南美大陆的摩托车旅行，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行程八千公里。他亲眼见识了什么叫真实的人间炼狱。

智利矿工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像牲口一样为美国公司挖铜。

秘鲁农民祖祖辈辈耕作，却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巴掌大土地都没有。

跨国资本敲骨吸髓。底层百姓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像野狗一样病死在路边。

他终于明白，南美大陆患的不是生理疾病。而是被帝国主义剥削的制度绝症。

医学救不了这片溃烂的土地。他的处方变了。

扔掉听诊器，拿起枪杆子。他要用最暴力的手段，切除这个世界的毒瘤。

他辗转危地马拉，亲历了美国中情局推翻当地左翼政府的政变。

流亡墨西哥期间。他结识了正在筹备武装起义的古巴流亡者卡斯特罗。

两个亡命徒一拍即合。他正式加入卡斯特罗的队伍，担任随军医生。

1956年底，八十二人挤在一艘漏水的破旧游艇上，在古巴海岸强行登陆。

上岸即遭政府军伏击。队伍被打散，仅剩十二人死里逃生，钻进马埃斯特腊山脉。

丛林游击战就此打响。他不光是救死扶伤的军医，更是最嗜血的游击队指挥官。

他率队打赢了决定性的圣克拉拉战役。古巴革命胜利，独裁政府被彻底推翻。

他作为头号功臣，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

大权在握。他住进了哈瓦那的豪华别墅，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他那极度纯粹的政治洁癖，再次发作。

他受不了官僚主义的温水煮青蛙。更无法容忍战友们打下江山后，沦为新的特权阶层。

他拒绝配备专车。每天穿着破旧的橄榄绿军装，下基层和工人一起扛麻袋。

但这无法阻挡整个体制的日益僵化。他与苏联的妥协路线更是格格不入。

1965年，他留下一封绝笔信，放弃古巴国籍、军衔和一切官职。

“切”在西班牙语里是兄弟的意思。他要继续去做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兄弟。

他秘密潜入非洲刚果。试图在那里点燃革命的野火，但因水土不服一败涂地。

1966年底，他不顾劝阻，又盯上了南美洲的玻利维亚。

他剃光头发，拔掉标志性的浓密眉毛。伪装成乌拉圭商人，潜入玻利维亚丛林。

他带了一支只有五十人的游击小队。试图在这片军政府统治的土地上重演古巴奇迹。

但他高估了底层农民的阶级觉悟，低估了美国干预的决心。

玻利维亚农民根本不认同这群满口理论的外国武装。没人给他们饭吃，更没人参军。

村民们不仅拒绝合作，还积极向政府军告密，以换取赏金改善生活。

游击队陷入绝境。粮草断绝，哮喘病频发。他连站立都困难，只能靠马匹驮着行军。

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介入。派出精锐的特种部队，专门训练玻利维亚军人猎杀他。

1967年10月8日。玻利维亚南部的尤罗山谷。

一名当地农民为了一笔丰厚的赏金，向军方精准出卖了游击队的藏身地。

政府军两个营的兵力，迅速收紧了包围圈。

交火异常惨烈。子弹在丛林中疯狂穿梭，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

他端着M2卡宾枪拼命扫射。右腿被子弹击穿，枪管也被打废。

两名政府军士兵冲上来，将他死死按在泥水里。

他被粗暴地拖拽出灌木丛。押解到伊格拉村一间废弃的土坯学校里关押。

手脚被死死捆绑。破烂不堪的军服上沾满泥巴和凝固的鲜血。

美国中情局特工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走进审讯室。

“长官，你最好配合点，有什么要交代的？”特工试图撬开他的嘴。

他靠在冰冷的墙角，艰难地抬起头，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最好现在就开枪，杀了我。”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轮番审讯。除了嘲讽和沉默，他没吐露半个字。

玻利维亚军政府总统通过电台下达了最终密令：就地处决。

10月9日下午。一名喝了大量劣质酒壮胆的军士长，提着半自动步枪走进教室。

军士长浑身发抖，看着眼前这个威名赫赫的游击队长，迟迟不敢扣动扳机。

“开枪吧，懦夫！你只是要杀一个人。”他扬起头颅，厉声喝道。

一阵杂乱的枪声响起。

九颗子弹接连击穿了他的胸膛、肩膀和双腿。避开了头部，以伪造阵亡的假象。

四十岁的理想主义狂徒，轰然倒在冰冷的泥地上。

为了向美国主子交差，并证明死者身份。军方残忍地切下了他的双手，用来核对指纹。

他的尸体被直升机运到瓦莱格兰德。摆在医院水槽的水泥板上向全世界媒体展示。

他赤着脚，满脸胡茬，衣衫褴褛。身上布满血肉模糊的弹孔。

但他那双眼睛死死睁着。冷冷地盯着这个他未能拯救、也不曾妥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