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位官员专门记录当时市井黑话，这本书如今成了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的孤本。

宋代的街市里，一个皮货摊主和同行说话，与对外乡买主说话，用的完全是两套语言。

这不奇怪。做买卖的人认识同行，靠的往往是几个藏在正常对话里的字，外人听了只觉得是普通话，内行人听了就知道面前这个人懂还是不懂。

这类东西没有人觉得需要记录，因为懂的人不需要记，不懂的人也不在乎。

南宋时期，有人把这些记进了一本书，叫《都城纪胜》。

先说那座城市。

北宋灭亡，朝廷南迁，大批人口随之涌入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当时极为繁华的都会，各地商人云集，行当齐全。

专门做皮货的街区，专门演出各类节目的瓦舍，专门供各类行商落脚的会馆，在城市里各占一块，各有各的规矩。

宋代城市里的行业组织，和现在说的"同行"不太一样。

当时各行各业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规范，认识同行、分辨内外，都有一套只在内部通行的标准。这种标准有时候是做生意的方式，有时候是处理纠纷的习惯，有时候就是语言本身。

说书艺人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表演各有一套分类叫法，外行人知道的，远少于从业者之间相互使用的。

货郎、药贩走街串巷，对普通顾客说一套，对同行说另一套，用几个特定字眼来判断对方懂不懂行。

看货时彼此交换几个不经意的词，就知道这件东西有没有讲头。

这些语言流通在城市里，把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自然区隔开来，从来不对外解释。

正经典籍不收录这些，史书不记这些，科举文章更与这些无关。要把这些留下来，需要有人愿意在茶肆和街市里认真待着，把见到的东西随手记下来。

《都城纪胜》的作者用笔名行世，叫耐得翁，有时附署"灌圃"两字。

真实名字在史料里没有明确记载，是否有官身，学界说法不一，未有定论。

从书里体现出的观察角度和细节密度来看，作者对临安城里各色人等的日常活动相当熟悉，绝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

书的体例按场所和行当分类。

茶肆一节，记录的不只是店铺卖什么，还包括在这里谋生的各类人等，以及这个圈子里约定俗成的称呼和分类方式。

酒楼、食店、勾栏，各有专门的条目，逐一记录。

勾栏是宋代城市娱乐的核心区域，说书、傀儡戏、影戏、诸宫调等各类表演汇集于此。

从业者之间对这些类型各有专门的称呼，《都城纪胜》把这些名目一一列出。

外行人看了知道这个行当有多少种，内行人看了能对上自己熟悉的那套叫法，两者所能读出的信息量，完全不一样。

还有各类市井行商的记录。

货郎、骨董商、药贩的行事方式，各带着自己行当的规矩，通过叙述里几个词隐约可以感觉出来，但作者没有展开解释，只是随手记在那里。

这正是这本书难以替代的地方。同时期记录临安城市生活的文本，还有《梦粱录》《武林旧事》，各有侧重，但在行当内部语言这个层面，有时语焉不详，有时完全没有涉及。

《都城纪胜》做的，很多时候是其他文本不做的事。

书写成之后，传播相当有限。

宋代印刷已经相当发达，但笔记类文字进入流通的优先级远不如正经典籍。书稿后来几度收入丛书版本，才算保住了留存渠道，但流通量从来有限，存世数量极为稀少。

临安在南宋灭亡后，城市人口大规模流动和置换。

原本在瓦舍里表演的艺人散了，街市里原来的行商换了地方，许多行当或消失，或面目大变，那些只在圈内流通的说法，随着人的散去一并沉没。

近现代宋史研究兴起之后，学者把这本书和《梦粱录》《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放在一起对照阅读，才逐渐发现它记录的某些细节，在其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记载，尤其是涉及行当内部语言的地方。

它的价值，不在于记录了什么大事件，而在于把一个通常不进文字的侧面留了下来。

书里那些词，大部分今天已经没有人认识了。

耐得翁写这本书的时候，临安城正在正常运转，街市每天都有新的人涌入，行话每天都在流动。书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人曾经意识到：不记下来，将来这些可能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也许真的只是顺手。

参考来源：
《都城纪胜》，[宋]耐得翁著，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1982年
《梦粱录》，[宋]吴自牧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