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两广追击战役临近尾声，国民党残余部队节节溃败。国民党广东保安第四师师长关中岳，率领两千七百余名残兵退守广东台山那扶圩。当地连片的土楼墙体坚固、地势险要，是绝佳的防御据点。
这件事要放回1949年10月的粤西战场才能看清。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向西撤退的国民党军仍有相当数量。10月17日，解放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等部奉命向阳江方向快速追击，目的很明确：不让撤退部队在粤西重新站住脚，也不给其整顿防线的时间。
到10月下旬，追击速度越来越快。阳江方向的战斗在24日至26日达到高潮，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兵团等部被压缩在狭小地域内。广东保安第四师也处在这一片急剧变化的战场环境中。关中岳带着约2700人退到那扶圩，希望借当地村寨和建筑争取喘息机会。
问题是，坚固的房屋能够增加正面进攻的难度，却挡不住内部情况被摸清。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团三营副营长刘子林带领前卫连接近那扶圩时，与当地武装取得联系，很快掌握了广东保安第四师的大体位置。敌军外围还设置了一个30余人的排哨，用来监视道路。
刘子林没有直接向村内硬冲。他先抢占排哨两侧有利位置，突然接近，把这批哨兵控制下来。这个动作看似只是拔掉一个外围岗哨，实际上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从俘虏口中得到的，不只是“里面有多少人”，而是更有价值的夜间口令、师部位置和关中岳住处。
此时最麻烦的地方也很明显。刘子林所在的三营已经靠前，主力还没有完全跟上；那扶圩里面却是一个师级单位。若按常规打法，较稳妥的办法是等待后续部队，再组织包围。可拖得越久，排哨失联越容易被发现，关中岳一旦转移师部，刚得到的口令也可能马上失效。
刘子林因此把目标从“逐步压缩外围”改成了“先拿下指挥机关”。经上级批准，他带12名战士，每人携带冲锋枪，由俘虏带路，趁夜向那扶圩内部行动。这样的做法风险不小，但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入口、口令和师长位置已经掌握，接下来争的就是时间。
夜间岗哨很大程度上依靠口令确认身份。突击人员能够答出口令，又有人熟悉道路，这让他们避开了最容易暴露的正面冲突。进入师部附近后，小队迅速控制警戒人员，随后直奔关中岳所在房间。等关中岳和身边人员从睡梦中惊醒，师部核心位置已经被控制。
这里才是整场行动最关键的几分钟。12个人不可能逐个解除2700余人的武装，他们真正抓住的是命令从哪里发出。刘子林要求关中岳停止抵抗，并把两个团长叫到师部。关中岳无法弄清外围究竟来了多少解放军，又清楚阳江方向的整体局势正在迅速恶化，继续抵抗已经很难找到出路。
两个团长随后来到师部。师长被控制，团一级指挥官又集中在同一地点，广东保安第四师原有的指挥链基本被截断。缴械命令向下传达后，各部陆续放下武器。黎明时分，刘子林所在的第三营进入那扶圩接收人员和武器，2700余人被缴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行动并没有把希望完全押在偶然性上。先控制排哨，再获取口令，再寻找师部，最后才进入核心区域，几步之间环环相扣。胆量只是外在表现，真正支撑行动的，是连续判断和对时机的准确把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简单把这场战斗理解成“12个人打败2700个人”。如果真按人数正面对攻，局面不会如此发展。刘子林等12人的作用，更像一把直接插入指挥中枢的尖刀；真正形成压力的，还有前线连续推进的解放军主力、地方武装提供的敌情，以及国民党军在阳江地区整体失利造成的心理压力。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地方力量发挥了作用。前卫部队并非凭空知道那扶圩驻有一个保安师，而是在接近当地后通过地方武装获得敌情。对于高速追击的部队来说，这类信息十分重要。陌生地区道路多、村寨密，如果没有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协助，再快的部队也可能扑空。
从战术上看，那扶圩行动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刘子林没有被“敌军有两千多人”这个数字牵着走。他判断的不是双方纸面兵力，而是谁掌握的信息更多、谁能更快作出决定、谁的指挥体系更容易被切断。敌军人数很多，却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推进到什么位置；突击小队人数很少，却清楚对方师部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场行动值得记住的，也不只是“12人与2700余人”这个醒目的数字。它更像是一堂很具体的战场课：追击不仅是在追赶部队，也是在抢时间；情报如果不能快速转化为行动，价值就会迅速下降；面对人数更多的对手，也不能只盯着人数，而要找到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位置。
阳江围歼战到10月26日结束，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成建制力量受到沉重打击。那扶圩这场规模不大的奇袭，放进整个战役中看，脉络反而更加清楚。它没有依靠长时间的正面攻坚，而是在对方最混乱、判断最迟缓的时候抓住指挥中枢，以很小的突击力量迅速改变了一个师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