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老部下王尚荣担任旅长，毛主席突然反问：“当年给八路军送4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现在何处？”
高士一后来能进入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的领导岗位，并不只是因为“捐过钱”。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抗战时期一类特殊人物：原本属于地方社会上层，却在民族危亡时转向抗日，并把人脉、财力和地方号召力一起带进了敌后战场。
高士一是河北任丘人，早年家境较好，在当地有一定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与组织地方抗日力量。相关人物资料记载，他曾拿出大量私人财产资助部队，“4000大洋”这一说法长期流传于回忆材料中，但具体数额缺少足够的一手档案相互印证，因此更稳妥的说法是：他确实曾以个人家产支持抗日武装。
与他搭档的王尚荣，则是另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
王尚荣1915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参加过红军和长征，长期在部队中任职，军事资历明显更深。高士一没有这种经历，却熟悉冀中地方情况，也能联系群众和地方人士。把两种不同出身的人放进同一支部队，本身就是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具体做法。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称第十八集团军。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此后一二〇师转战晋西北，并向冀中发展，依托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扩大敌后抗战力量。
高士一领导的抗日队伍后来进入一二〇师系统，独立第一旅成立后，他担任旅长，王尚荣曾任副旅长等职。这个安排说明，当时干部任用并不是简单按照“谁资格老谁靠前”来决定。
1937年公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经把团结抗日力量放在重要位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不仅需要能打仗的老干部，也需要争取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和其他爱国人士。高士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进入八路军队伍。
1939年4月，一二〇师在冀中参加齐会战斗，与日军连续激战。这一战是该师进入冀中后的重要战斗之一。部分通俗文章把高士一个人在战斗中的具体指挥过程写得很细，甚至给出精确歼敌数字，但这些细节并非都能得到权威史料支持，因此不宜继续放大。
能够确认的是，高士一之后仍在八路军系统工作，并转入财经、后勤等岗位，没有因原来的家庭身份被排斥出去。王尚荣后来也继续成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两人的经历放在一起看，意义反而更清楚。
一个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一个是从地方社会走进抗战队伍的爱国人士。前者提供军事经验，后者带来地方资源和社会联系。抗战时期真正需要的，不是谁压过谁，而是能不能把不同来源的力量组织到同一个目标之下。
高士一留下的价值，也不在“土财主”这个标签，而在他的选择。民族危机到来时，他没有把家产和身份当作退路，而是把能拿出来的资源投入抗战。
当一个人的旧身份不再决定他的去向，当出身让位于实际行动，当不同阶层开始因为共同目标进入同一支队伍，旧有秩序也就在变化中逐渐退去。一个时代在战火中结束，另一个时代，则从这些具体而真实的选择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