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台儿庄战事最紧的时候，曹聚仁作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进入第五战区。也正是在徐州—台儿庄这一线，他和李宗仁发生了后来最值得回头看的一次接触：李宗仁没有摆长官架子，也没有对记者背宣传口径，而是拿一张便笺，把战况地形图画给曹聚仁看。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李宗仁愿意给记者画图，说明他知道这一仗不仅要打赢，还要让外界看懂。

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会战的实际指挥者，李宗仁当时所对面的敌人，正面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南下的濑谷支队，东侧临沂方向还有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压来；而他手里的部队却杂得很，桂军、西北军、川军、东北军、中央军各成系统，平时互相提防，战时稍有不慎就会各顾各。
台儿庄的态势，决定李宗仁必须会“摆人”，而不是只会“骂人”。滕县方向，川军王铭章部拿落后的装备硬拖日军，为全局换时间；临沂方向，张自忠与庞炳勋这些西北军旧部把板垣师团绊住；台儿庄正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顶上去，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在庄内打成血巷；外侧，汤恩伯军团寻找侧背机会。
李宗仁后来有句很沉重的话：“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这句话放在战史里像总结，放在曹聚仁的现场经验里，就是血肉账本。
曹聚仁看到的李宗仁，最紧要的本事不在豪气，而在敢用不是自己的人，还敢把不是自己的人放到死地。
孙连仲在前线对记者说过一句很直白很残酷的话：“胜负之数，往往在最后的五分钟。”这句话李宗仁当然懂，真正的战场统帅不是最后五分钟才想起来救火的人，而是在最后五分钟到来之前，已经把正面、侧翼、预备队和时间算进去的人。

在前线，曹聚仁对李宗仁的第一层近距离观察，是一个“稳”字。
4月5日，范长江、陆诒在徐州谒见李宗仁，李宗仁握着范长江的手说：“你是著名记者，你的报道文章给我们鼓舞士气，增加决心，我代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这话当然有礼遇记者的成分，但放在战区正在流血的时刻，也说明李宗仁知道士气不是口号，是要靠真实战讯托举的。
在当时，曹聚仁所见的李宗仁，不是地图室里挥斥方遒的偶像，而是能在记者面前把全局摊开、又不拿记者当宣传喇叭的人。他知道中国军队短处，也知道长处：短处是派系、装备、补给、指挥隔阂；长处是只要命令算数、侧援跟上，杂牌军也能咬碎强敌。蒋介石后来都惊讶于“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回忆时几乎带着反讽的得意：在蒋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在李看来，这是常识。

第二层观察，是一个“真”字。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震动海内外，曹聚仁率先报道胜利；4月9日，《台儿庄巡视记》在全国各报刊出。
按曹家后人转述，4月6日晚曹聚仁在孙连仲司令部借军用电话对外传讯，说敌寇后撤、总攻已获大胜，旁边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提醒他：反攻刚开始，胜利说得过早。曹聚仁没有硬撑，先让措辞含蓄，又连夜回徐州核对综合战讯，因为他知道自己“独处一隅，无法看到全局”，必须等右翼汤恩伯军团消息坐实，才把电讯发出去。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和李宗仁为什么能对上眼：一个肯画便笺，不拿空话糊记者；一个发捷报前要核到半夜，不拿战士的血成全自己的名。
所以曹聚仁评李宗仁，从来不把他供成“名将传奇”。李宗仁身上有旧军人的江湖气，有桂系首领的地盘账，有和蒋介石几十年恩怨留下的敏感与算计；这些洗不掉。但抗战压到头顶时，他又确有担当：不把台儿庄当派系筹码，不把友军牺牲记到桂系功劳簿上，不在最险的时候抢话筒预定历史位置。
按这个标准给李宗仁打分，台儿庄的李宗仁是过关的：命令清楚，后援尽量跟上，败了不先赖别人，赢了不全归自己。反过来，国民党后来许多败仗也正好败在反面：先算嫡系账，再算战场账；先保本钱，再谈胜负。

也正因为有过台儿庄这一段，李宗仁1965年归国，曹聚仁没有把他写成廉价的“迷途知返”。
作为1949年之后，在香港、澳门、台北、北京之间传话的人，曹聚仁1956年6月28日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
李宗仁不是普通归国人员，他做过副总统，也做过代总统，手里握过“法统”名分，也背过兵败下野的狼狈。这样一个人回到北京，等于告诉所有还端着架子的人：连李宗仁都能坐下，旁人还硬撑什么。曹聚仁认为，他在中间传话，传的不是劝降书，而是告诉海外华侨和港台读者：国共之争若不止，华侨之间的矛盾和痛苦也不会消除。
于是曹聚仁对李宗仁的评述，最后落在“懂势”二字。打台儿庄时，他懂兵势，知道杂牌军能不能稳住，就看统帅舍不舍得把后背交给非嫡系；做代总统时，他懂政势，知道南京那个位子不是宝座，是火坑；晚年归国，他又懂时势，知道再硬的旧名分也抵不过历史转弯。
曹聚仁看人不搞崇拜，他自称“平生只做无冕王”，他和李宗仁不是一路人，但在台儿庄和归国这两件事上，他对李宗仁的赞赏，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