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年，晋武帝尸骨未寒，晋军闯入丞相府上，将杨骏夷灭三族。作为晋武帝的岳父，晋惠帝的辅政大臣，杨骏没有自知之明，但凡懂得进退，杨骏也可以善终。
杨骏真正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场面甚至有些荒唐。元康元年三月，洛阳突然戒严，楚王司马玮等人控制宫城要地，杨骏被指谋反。主簿朱振劝他立即控制宫门、调动东宫和外营兵力自保，杨骏却迟疑不决。府中官员眼看大势已去，很快四散，曾经总揽朝政的太傅，几乎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
这说明一个问题：杨骏看着权势熏天，实际能够直接听他指挥的力量并不牢靠。他的地位主要来自杨芷成为皇后以后形成的外戚优势。司马炎晚年确实不断提拔杨骏，杨氏兄弟一度被称为“三杨”，可这种显赫更多依附皇权，并没有换来宗室、宿将和朝臣普遍认可。
更关键的一步发生在290年。司马炎病重后，本来曾命中书起草诏令，准备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再以有声望的大臣协助。杨骏得知后，把诏书拿走不还。等司马炎病情恶化，杨芷又推动父亲单独辅政。这样一来，原本还能形成制衡的托孤格局，迅速变成杨氏一家占据中枢。
麻烦在于，西晋偏偏是一个宗室力量很重的王朝。司马炎吸取曹魏宗室弱、皇室孤立的教训，大封司马氏诸王，后来又让部分诸王出镇、领兵。州郡兵力反而受到削弱。于是洛阳朝廷之外，还站着一批有身份、有部众、有军事资源的司马氏亲王。杨骏想压住这些人，手里却缺少足以服众的威望。
他还有另一层失算。张华、卫瓘、王戎、和峤等人在西晋朝廷资历很深，背后连接着复杂的官僚和士族网络。杨骏掌权以后，对这些有声望的大臣保持戒备，张华等人难以真正进入核心决策。结果就是，杨氏表面控制了中枢，政治上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反对者反而越来越容易找到共同利益。
我认为，杨骏最大的错误并非单纯贪权，而是把“皇帝把权力交给我”误解成“天下已经接受我掌权”：前者只需要一道诏令，后者却需要宗室认可、朝臣合作、军队服从和长期形成的政治威望，这几样东西，他没有一样真正攥牢。
所以贾南风准备动手时，很容易从杨骏的对立面寻找力量。汝南王司马亮虽然没有直接按其要求发兵，楚王司马玮却带兵进入洛阳。政变成功以后，接管朝政的恰恰又是司马亮、卫瓘等人。这一变化本身已经说明，能够填补杨骏留下权力真空的人很多，愿意拼命保住杨骏的人却很少。
杨骏若在司马炎去世后接受共同辅政，主动把宗室和宿望大臣拉进来，自己守住外戚应有的位置，局势很可能不会这么快失控。他偏偏选择独揽大权，又没有处理复杂权力关系的手腕，最终把几股本来互有矛盾的力量逼到了同一边。
杨氏倒台也没有让西晋稳定下来。291年内，司马亮、卫瓘随后被杀，楚王司马玮又被处死，中央权力继续被争抢，此后十余年宗室混战不断，西晋国力被严重消耗。
回头再看杨骏的结局，真正有警示意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身居高位，并不等于拥有稳固权力；越是处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局面，越需要知道自己的边界。杨骏如果懂得退让，至少还有周旋空间；他偏要把所有筹码一次压上，最后连退路也一并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