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通过《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核心是清算个人崇拜及其衍生的严重错误。赫鲁晓夫以大量史实与文件为依据，系统地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评。
报告打印稿送到他办公室时，只印了三十份。赫鲁晓夫逐份签上编号，锁进保险柜。他叫来秘书，叮嘱第一份务必亲自送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手里，第二份给克格勃主席，第三份给国防部长。
秘书拿着文件刚转身，赫鲁晓夫又叫住他：“等等。把第七份，寄给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老维克多。”
老维克多是赫鲁晓夫年轻时的工友，1937年半夜被带走，罪名是“德国间谍的同乡”。维克多的妻子找到当时已是莫斯科省委书记的赫鲁晓夫，他写了三封担保信，石沉大海。后来他在档案里看到维克多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核准枪决的名单上，签字的是内务部一名副局长。
报告送出的第三天，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那些内容……是否过于具体了？”
赫鲁晓夫对着话筒说：“具体，是为了让人没法说‘那是误会’。”
一周后，克格勃主席亲自来了，没带随从。他站在办公桌前，手指在呢子大衣口袋里蜷着：“有些同志建议，涉及战争初期失利的段落，是否可以……适当模糊？这关系到军队的荣誉。”
赫鲁晓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袋，抽出几页纸推过去。那是1941年10月，西南方面军被合围后，一位集团军司令员用手写在卷烟纸上的最后报告副本，字迹被雨水洇得几乎无法辨认。纸上最后一句是：“我们已无弹药，士兵用刺刀和工兵锹战斗。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是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
克格勃主席看完，把纸轻轻放回桌面，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报告在苏共二十大上宣读那天，赫鲁晓夫没有亲自念。他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听着台上的人逐字读出“个人崇拜”、“非法镇压”、“破坏法制”。台下先是死寂，然后响起压低声音的交谈，像潮水漫过沙滩。
结束后，一位老元帅在走廊拦住他，胸口挂满勋章：“我们当年高喊着他的名字冲锋，你现在告诉我们，那些名字是错的？”
赫鲁晓夫看着老人：“我们冲向了柏林，但很多人死在了自己人的监狱里。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
报告内容开始以手抄本、打字复写纸的形式流传。赫鲁晓夫接到了老维克多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打来的电话，线路很差，声音断断续续。老人说，他收到文件后，去墓园给当年一起被捕、没能出来的工友念了相关段落。电话最后，老维克多说：“谢谢你还记得名字。”
1956年秋天，布达佩斯和波兹南出事时，政治局会议上有人直接把报纸摔在桌上：“看看你的报告引发了什么！整个阵营在动摇！”
赫鲁晓夫盯着桌上那份《真理报》，头条是匈牙利示威的照片。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清理屋顶的积雪，怎么能怪别人家里漏雨？”
会后，他批准了出兵匈牙利的命令。签字时，钢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洇开一小团墨迹。
1957年，“反党集团”试图罢免他。在持续四天的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动用军用飞机把各地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投票。赫鲁晓夫最终留任。那天深夜，他一个人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最后一份秘密报告存档本，翻到关于战争失误的那一页。台灯下，他用红铅笔在“拒绝朱可夫放弃基辅的建议”那句话下面，轻轻划了一道线。
1964年10月，他被解除一切职务。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私人物品。他坐在回家的汽车上，打开纸袋，最上面是一本泛黄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扉页上有斯大林用蓝色铅笔写的赠言和签名。他把书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汽车经过莫斯科大学，主楼顶端那颗巨大的红星在阴天里亮着灯。他摇下车窗，看了很久，直到车子转弯，红星看不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