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贺龙元帅含冤离世，可当大家发现幕后真凶时，周总理却说“算了吧”，这个人是谁？周总理又为何放过他呢？

主要信源：（新华网——贺龙蒙冤受害始末(图)）

李仲公被请到办公室时，手里攥着个旧布兜。他坐下后，布兜搁在膝盖上，手指捻着边角。

对面的人没说话，只把两张信纸推过来。纸已经旧得发黄，边角脆了。

李仲公看了一眼，眼皮垂下去。

“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对面的人说。

李仲公“嗯”了一声，声音很小。他伸手摸布兜，从里面掏出个眼镜盒，打开，戴上眼镜，又去看那两张纸。看了很久。

“是我写的。”他说。

屋里静了一会儿。窗外有麻雀叫。

“为什么？”对面的人问。

李仲公摘下眼镜，用衣角擦镜片，擦得很慢。“记恨。”他说，“1927年，他杀了我带去的人。”

“就为这个？”

“还有……”李仲公停顿了一下，“我想当贵州省主席，他一句话，我就没当上。”

他把眼镜戴回去，这次没看信纸，看的是自己的手。手背上全是褐色的斑。

“现在怎么办，你们定。”他说完这句，肩膀塌下去一点。

对面的人收拾信纸，纸张摩擦出细碎的响动。“你先回去。”

李仲公站起来，布兜忘了拿。走到门口，他转回身，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消息送到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看文件。他听完，钢笔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个墨点。

“人现在怎么样？”他问。

“八十多了，走路要人扶。听说鉴定结果出来，这两天没怎么吃饭。”

周总理把钢笔套上，放在一边。“告诉他，组织上知道了。”

“那处理意见……”

“算了吧。”周总理说，声音不高，“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

他重新拿起文件，又补了一句：“贺龙同志的名誉，必须恢复。这是两回事。”

来汇报的人站着没动。

“还有事？”周总理抬头。

“下面有些同志……不太理解。”

周总理摘下眼镜。“李仲公是个旧文人，一辈子钻营，最后钻进了死胡同。他现在活着，比死了难受。”他揉了揉眉心，“贺龙同志如果还在，也不会要一个风烛残年老人的命。”

他摆摆手，示意谈话结束。

李仲公是在三天后知道这个决定的。他坐在藤椅里，听着来人传达，眼睛一直看着窗户外头。等来人说完，他问：“就这些？”

“就这些。”

李仲公点点头。等人走了，他试着站起来，第一次没成功，第二次撑住了膝盖。他慢慢挪到柜子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摸出个铁盒子。

盒子里有两封信，和他伪造的那两封很像，但纸质新一些。这是他去年写的，交代事情经过，也写了悔过的话。他原本想着，要是真追究，就把这个交出去。

现在用不上了。

他站了一会儿，把铁盒子放回去，锁上抽屉。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那年秋天，贺龙的平反工作开始推进。材料一份份整理，证言一句句核实。李仲公的名字偶尔出现在档案里，总是短短几句，像页脚不起眼的注。

有次整理会议记录，年轻的工作人员指着李仲公的交代材料问：“这个人，后来怎么处理的？”

老同志看了一眼，把材料归进副卷。“没处理。”他说，“历史会处理。”

年轻人似懂非懂，但也没再问。

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前，工作人员列了一份与会名单。有人提起李仲公还活着，要不要通知。

负责名单的老同志摇摇头，钢笔在那个名字上轻轻划了一道。很轻的一道，纸都没划破。

“算了。”他说。

仪式那天，周总理鞠完躬，在骨灰盒前站了很久。薛明过来扶他，他摇摇头，自己慢慢直起身。

往外走的时候，他问身边人：“李仲公最近怎么样？”

“病了，住院了。”

周总理没再说话。走到门口，阳光有些刺眼，他抬手遮了一下。

那年冬天，李仲公在医院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没有客人，护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窗外有孩子在堆雪人，笑声传进来。他看了一会儿，躺回枕头上。

“也好。”他忽然说。

护士没听清，俯身问：“您要什么？”

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雪还在下，一层一层，盖住了地上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