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多次向中央提出释放陈长捷的请求，也数次前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每次见面陈长捷都怒目相对，觉得自己按命令死守天津，到头来傅作义成了起义将军，自己反倒成了战犯。
 傅作义为何一再探望陈长捷，天津那29小时难解
这两个人早年相识，后来又站在平津战场的不同位置。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起义将军，陈长捷则奉命死守天津，战败后被关进功德林。这样的结果，陈长捷一时很难接受，甚至把它看成傅作义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选择。
 
问题在于，天津守军当时为什么坚持抵抗，北平又为什么走向和平解放？
 
1949年平津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天津和北平面对的是两种不同局面。天津守军继续抵抗，战斗只持续了29个小时，城防很快被突破。北平方面则经过谈判，最终避免了大规模攻城，城市和古建筑也少受损失。
 
一个城市在炮火中被攻下，一个城市通过谈判完成接管，这种差别，后来成了傅作义和陈长捷之间很难绕开的旧账。
 
陈长捷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命令，既然上级让他守天津，他就不能临阵退缩。傅作义却知道，天津守得越久，北平就越危险，北平能不能和平解决，和天津战事有直接关系。
 
这两种想法，放在当时都有各自的道理。可结果落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一个人受到肯定，另一个人承担战败责任。陈长捷心里的不平，也就不只是对一场战役的看法，而是对自己命运的疑问。
 
傅作义没有因为局面变化就不再管他。1956年，他多次向中央提出释放陈长捷，也数次到功德林探望。每次见面，陈长捷都没有马上缓和，常常冷着脸，甚至不愿多说话。
 
傅作义带来的东西却很普通，有时是点心，有时是一件毛衣。那天下着小雨，他把一包桃酥放在桌上，又告诉陈长捷，天气转凉，给他带了毛衣。
 
陈长捷没有伸手，只是提起了过去那件事。傅作义曾说过，当时北平情况复杂，知道计划的人越少越好，担心消息泄露。陈长捷听后一直记着，他想问的其实很简单，难道自己就是那个必须被牺牲的人吗？
 
傅作义没有立刻回答。他承认，天津守不住，这一点自己清楚，但多拖一天，北平就多一分和平解决的可能。这样的解释，放到多年以后听，难免像是在为当年的决定辩护，可在当时，傅作义确实只能在军事抵抗和城市保存之间做选择。
 
说到底，两个人争的并不只是对错，而是谁来承担选择的代价。
 
后来傅作义谈到自己在水利系统的工作，提起堤坝和水利工地。他说，自己每次看到那些工程，都会想到，如果当年也能守住一些东西，而不是只留下破坏，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陈长捷后来问起傅作义的女儿。傅作义说，女儿已经上大学，学的也是水利，还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照片里的姑娘戴着八角帽，站在水闸边笑。
 
陈长捷没有碰照片，只看了一会儿。他也想到自己的儿子，已经在工厂当技术员，还说自己快要当爷爷了。两个人谈到下一代，气氛才慢慢松下来。
 
这或许就是时间带来的变化。战场上的职位、命令、胜负，到了多年以后，逐渐落到孩子上学、工作、成家这些日常事情上。可那场战役留下的记忆，仍旧藏在每一句停顿里。
 
管教干部提醒探视时间到了，傅作义起身离开，临走前问下次能不能带一副象棋来。陈长捷没有回答。
 
等脚步声走远，他才拿过桌上的点心。油纸包得整齐，里面有六块桃酥，还带着一点温热。他掰下半块给同屋的沈醉，嘴上还嫌对方话多。
 
这样的细节，看起来并不轰烈，却比一场争辩更能说明变化。陈长捷没有说原谅，也没有承认傅作义的解释完全正确，但他收下了点心，也分给了别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接受傅作义仍然把自己当老朋友？
 
沈醉随后提到，学习班下个月要讲平津战役，希望陈长捷主讲天津防守。讲什么呢，讲自己守过的29个小时，还是讲最后城防崩溃时的电话、地图和枪声？
 
这29个小时，可能是陈长捷一生中最难翻过去的一页。地下室里的电话，地图上的红圈，冲进来的年轻士兵，还有那个枪口对着他、双手却在发抖的小战士，都成了记忆中的固定画面。
 
时间继续往前走。那个年轻士兵后来可能已经成家，也可能在工地工作，或者在学校教书。陈长捷没有证据知道他的去向，只是明白，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得回到生活里。
 
他忽然让沈醉下次傅作义再来时，替自己问问天津现在怎么样了。
 
沈醉说，为什么不自己问？
 
陈长捷没有接话。
 
食堂里，晚饭已经摆好，两个窝头，一碗菜汤，汤里漂着两片白菜叶。陈长捷坐下后慢慢吃，粗粮嚼久了，也有一点甜味。
 
人到后来，未必能把所有旧账算清，也未必能让每个选择都得到同样理解。可一包桃酥，一件毛衣，一张女儿的照片，还有一句问天津如今怎么样，足以让一段充满输赢的历史，重新落回普通人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