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里写到张严佛，着墨不多，几笔就勾画出了这个人：鼻子歪在一边，初见的人心里不免嘀咕一句老话，"鼻歪心不正"。可在军统的资历表里，张严佛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且资格比毛人凤老得多。
关于这个军统大特务，沈醉还记下了他的一席话，谈到自己将来的下场，张严佛说自己是"非死不可"的，理由是："两军相对，打死人是可以不追究的，特务搞暗杀，是一定要偿还血债的。"

张严佛，又名张毅夫，他进入特务系统比戴笠还早。1932年，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调查科，张严佛任副科长。几年后这个系统并入戴笠名下，他连同旧部一起转了过来，成了戴笠的手下。
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西北，任军统西北区区长。1938年7月，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被军统派人暗杀，这桩案子正是西北区经手。宣侠父血案后来一直被记着，张严佛心里也清楚，这笔账迟早要算到自己头上。
抗战后期，张严佛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任副主任秘书。当时的主任秘书是毛人凤。毛人凤没当过站长，没做过处长，是靠一支笔从机要秘书升上来的；张严佛则是从外勤大区调回来的老资格。局里的外勤事务，毛人凤摸不着门，许多事要问过张严佛才办。
沈醉回忆过一个细节：抗战中期戴笠起过换秘书的念头，派姜绍谟去秘书室看看，姜绍谟清晨赶到，毛人凤已经伏在案上批文件，看情形一夜没睡。姜绍谟回去复命，说这个人挑不出错。毛人凤后来总结的做官三字诀——忍、等、狠——张严佛在局本部的那几年，等于是从头看到尾。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从青岛返回南京，因天气恶劣在南京附近撞山身亡。消息传出，军统上下一片忙乱。局本部议论善后时，毛人凤主张由郑介民出来主持，自己甘愿居副。这是他的老做法，先把名义上的对手推上去。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
1947年郑介民做五十大寿，毛人凤暗中鼓动阵亡特务的家属去祝寿现场哭闹，又搜集郑介民夫人柯淑芬敛财的材料递上去，郑介民失了蒋介石的信任，年底被调走，保密局从此姓毛。
在这轮变动里，张严佛往前挪了一步，升任军统局本部中将主任秘书。只是这个主任秘书已经没有什么实权。戴笠身后的遗物处置中，还有一件小事：戴笠坐过的汽车，毛人凤嫌晦气不要，最后给了张严佛。沈醉的回忆里保留着这个细节。一辆汽车的归属，说明的不过是张严佛在局里的真实位置。

关于毛人凤，戴笠生前留过一句评语，在军统老人中间口口相传，说毛人凤"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这句话是惋惜还是敲打，各有各的说法。
戴笠死后，毛人凤亲自清点戴笠留下的日记，看到其中有"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一条，马上把郭同震调到自己身边。郭同震就是谷正文，1955年参与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的那个人。这件事张严佛知道，局里老人都知道，只是谁都不说破。
1948年夏末，陈明仁约张严佛到南京明孝陵散步。两人装作游山，谈的却是时局。那时候谁都看得出来，国民党败局已定，张严佛与毛人凤的关系也早已冷淡，他必须为自己找退路。

1949年，张严佛随程潜在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任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兼调查室主任。毛人凤没有放过他。当年5月，毛人凤的侄子毛钟新第三次潜入长沙，住在乐陶旅社，计划与夏松合组"湖南政局侦防组"，暗杀名单上有五个人：程潜、程星龄、肖作霖、唐生明，还有张严佛自己。张严佛探明毛钟新的落脚处后，派同乡旧部陈达到旅社与毛钟新"偶遇"，几句话把整套计划套了出来。
第二天，一封匿名信送到乐陶旅社，信里劝毛钟新认清时务，逆潮流而动没有好下场，最后警告他当心自己的脑袋。
毛钟新吓的当天就离开了长沙。毛人凤随后改派焦玉印、孙坤等人南下行刺，长沙和平解放后，焦、孙二人假意登门，求警察局局长刘人爵给条生路，趁其不备将他枪杀在浏正街寓所。这件事之后，张严佛与毛人凤之间剩下的就只有账了。

湖南解放后，有军统旧人从香港潜回长沙找张严佛，张严佛顾念旧情，没有向有关方面检举，自己因此被逮捕，关进战犯管理所，与沈醉成了"同学"。
在管理所里，他对沈醉说了开头那番话，承认自己欠着血债，对特赦不抱指望。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文强走了出去，张严佛没有等到，病死在关押之中。这个1932年就在调查科当副科长、资格比毛人凤还老的军统中将，最后给自己下的结论，其实只有一句话：特务搞暗杀，迟早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