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日军调集8个师团、5个旅团，总兵力约30万人，带着坦克、重炮和轰炸机，从南北、东西六个方向逼近徐州。第五战区手里有60万国军，可这些部队全挤在徐州平原上，身后没有现成的险要地形，前面又是日军机械化部队。
 
兵力多，反而成了麻烦。人马、车辆、辎重全部集中在一起，日军只要把几个出口堵住，几十万人的行动就会变得十分笨重。徐州的包围圈不断收紧，5月16日，南北两路日军在安徽砀山会合，封锁线彻底合拢。
 
这时候，李宗仁面对的不是守不守城这么简单，而是60万大军能不能活着撤出去。
 
5月16日，徐州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地图铺在桌上，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地面上堆满烟蒂。最后的方案定了下来，主力分成五路，向西南方向的豫皖山区突围。
 
问题在于，主力一撤，徐州城怎么办？
 
如果全军一起走，日军很快就会发现徐州已经空了，机械化部队可以沿着道路追击，突围队伍很可能在平原上被截断。如果留兵守城，就等于让这支部队单独面对数十万日军，任务几乎等同于一场没有退路的阻击战。
 
谁留下来？
 
会议室里一度没有人说话。最后，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站了起来，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他的意思很直接，给我六十八军，我留下断后，掩护主力撤离。
 
刘汝明出身冯玉祥西北军，六十八军属于典型的杂牌部队。所谓杂牌，并不是说没有战斗力，而是装备、补给、待遇往往不如嫡系部队。当时六十八军军饷经常拖欠，枪械老旧，不少士兵开春还穿着单布鞋。
 
这样的部队，为什么敢接最危险的活？
 
因为这场战斗拼的未必只是火炮和坦克，还要看能不能让日军相信，徐州仍然有大部队准备决战。
 
刘汝明回到军部后，马上布置三件事。城里大修战壕，堆沙袋，城头插满军旗，白天不断调动部队，让日军侦察机和侦察兵看到一个仍在集结、准备死守的徐州。
 
城外也没有放空。九里山、萧县和津浦铁路沿线的要道，都安排了部队阻击。通信方面，六十八军还和突围各路保持联络，掌握主力撤离进度。
 
说白了，六十八军要做的不是单纯守住一座城，而是演出一场大军仍然在城内的假象，然后把这场假象撑到主力离开。
 
5月16日到18日，日军连续向徐州外围发起进攻。重炮不断轰击阵地，步兵轮番冲锋，六十八军却没有足够的重型火炮，只能用步枪、手榴弹和简易工事硬扛。
 
面对日军坦克，士兵捆上手榴弹，匍匐接近后实施爆破。战壕里的伤亡越来越重，有的营打到最后只剩几十人，炊事兵、通信兵也拿起武器走上阵地。
 
日军一次次冲击，始终没有突破徐州外围防线。六十八军没有把日军打退很远，却成功把日军主力拖在了城外，这就够关键了。
 
就在这三天里，徐州的主力部队昼夜转移，分批向河南、安徽山区撤退。5月18日夜里，李宗仁带着战区司令部700多人穿过日军封锁线，撤出了徐州。
 
六十万大军不可能像一支队伍那样整齐撤走，里面有战斗部队、伤员、车辆和辎重，也有不同建制的部队。真正重要的是，各路队伍避开了日军主力，没有出现大规模被围歼的情况。
 
5月19日，李宗仁发来电报，确认主力已经全部跳出包围圈。刘汝明收到消息后，才下令六十八军放弃徐州，分批撤离。
 
这场行动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断后部队并没有把胜负标准定成守住徐州。徐州最终还是失守了，可日军30万重兵合围，却没有歼灭国军主力，60万部队基本完整撤出。
 
城丢了，主力却保住了，这种结果放在战争中，意义完全不同。
 
有人会问，既然徐州守不住，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军？
 
不过，拖住敌人并不等于每次都能成功撤走。南京保卫战中，部队同样承担了迟滞任务，结果由于撤退组织、通道和指挥等问题，后果远比徐州突围严重。战场上的断后行动，既要有人敢留下，也要有明确的撤离路线和及时的通信配合，少一个环节，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
 
放到更大的战争背景中看，徐州突围也有点像后来各国战争中常见的掩护撤退。1940年敦刻尔克撤退时，留下部队拖延德军，为大规模撤离争取时间。两场战事的条件不同，结果也不能直接比较，但有一个道理相通，主力能不能保存，往往取决于有没有部队愿意承担最后那段风险。
 
六十八军当时装备差、补给少，也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队，却在全军进退两难时站了出来。刘汝明接下的不是一个普通防守任务，而是让自己的部队面对日军重炮和坦克，把每一个小时都换成主力撤退的空间。
 
徐州突围之后，保存下来的大批野战部队，成为后续武汉会战的重要兵力基础。战区没有因为一次失利就丢掉全部家底，抗战正面战场也没有被一次合围打垮。
 
他们没有等来一个漂亮的胜利场面，却用阵地、战壕和伤亡，把撤退变成了保存力量的机会。